明朝皇帝的学习制度，经筵与日讲究竟是教育还是政治？

皇帝即位后的学习是一种成熟的再教育方式，这种学习主要分为两种，那就是经筵与日讲。经筵在宋代才正式的出现，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甚至更早远。经筵的起初含义是一场纯粹的学术讲座，及至宋朝承袭汉、唐旧制，将经筵形成一种政治与教育相结合的产物。等到明朝时，经筵开始分化成为经筵与小经筵（日讲），并且正式制度化，而当一项制度形成后，它的发展就有了其内在规律，并且与制度制定的初心相背离。

自宋之后，经筵成为历朝历代皇帝的学习课程，但其目的和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最开始的经筵是为皇帝而专门开设的一场儒家经典学术会，那后期就是杂糅了辅助君主进行政治决策内容的新学习制度，其政治作用和教育意义是相结合的。

在详细讲述之前，说明下为何本文只介绍明朝皇帝的学习制度呢？这是由于明代的政治环境极为特殊，明代国祚两百七十六年，从明太祖立国到崇祯帝煤山自缢，其中曲折难以言明。而探究明朝的经筵与日讲，则能很好的反过来探索和窥探其政治生态下隐藏的历史真相和人文细节。

一、明代皇帝学习制度因何而立？

明代经筵始于明太祖，虽历经三代皇帝，却仍然无法形成一种固定的讲读制度，《明史》卷55中，曾对经筵有着这样详细的记载：“明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常仪，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

此时的经筵能否正常开课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喜好和需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宗之前的皇帝，诸如永乐、洪熙等人，他们或是领兵开国之辈，或是盛年掌权之人，政治素养极高，因此对于经筵这种以“儒师”为主的、目的性极强的学习课程存在很深的防备之心，并不想受到“儒师”影响，从而导致限制皇权这种局面出现。

经筵的制度化完全要归功于英宗，因为他是幼年即位，国事完全由太后和“三杨”这样的老臣进行辅佐。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明朝在历经洪武和永乐两位强硬君主后，突然面临幼主临朝这种局面，儒家群体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很希望士大夫的影响力能够再进一步。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以杨士奇为代表的老臣开始上疏，请求早开经筵。这一请求获得了当时明朝实际掌权者太皇太后张氏的同意，由此经筵正式制度化。

二、经筵与日讲

明代皇帝的学习制度，与其性格鲜明的皇帝本人一般都极具特色，其中大经筵（经筵）和小经筵（日讲）并行。大经筵（经筵）崇儒重道，文化象征意义更重；小经筵（日讲）侧重治政，有御前讲政的作用。

“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这是英宗时期的大经筵进讲安排；及至万历朝时，张居正对经筵制度更进一步的完善，他将经筵定为一年两次，分“春讲”和“秋讲”，每一次为期三月左右，通常春讲是二月，秋讲在八月，这段时间每月里在文华殿要进将三次。《礼部志稿》卷14，《仪制司职掌.经筵》载：“常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

经筵的过程极为繁杂，主讲《四书》、《五经》，实质上是一种把固定讲章照本宣科再念一遍的仪式。《明经世文编》卷120中曾对经筵的盛况有如下记载：“国家经筵之设，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辇御文华，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环列以听。经筵一开，天下欣欣焉，传之以为希阔之典”

经筵这种繁杂的礼仪式特性，注定皇帝是无法在压抑的环境中获得有益自身的治政知识，因此皇帝也只当这是一种礼仪式的安排，是纯粹为了维护皇权的庄严和表明其尊崇儒家的态度。

说完大经筵，我们再聊小经筵（日讲），之所以会有日讲的出现，这得归功于杨守陈。他发现经筵这种学习制度的诸多不足之处，因此上书请求开设大小经筵，其上疏如下：“愿遵祖宗旧制，开大小经筵，日再御朝。大经筵及早朝，但如旧仪。若小经筵，必择端方博雅之臣，更番进讲。凡所未明，辄赐清问。”

杨守陈的请求获得了明孝宗的同意，日讲由此正式出现，并有如下规定：《明孝宗实录》卷123载：“经筵开而后日讲继之，经筵凡十日一举，日讲无日不举”

由此，日讲成为了皇帝的另一门学习课程，并且日讲的内容的非常灵活，清朝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曾这样描述到：“故事，经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讲官前，俱有讲章；而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

因此，日讲的讲官有着极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他们不仅可以传授儒家经典，还可以向皇帝讲述历朝历代的兴亡得失，以此提高君主治国能力，提升他们的政务思维。

三、皇帝学习制度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经筵与日讲自英宗时期形成制度，最后周期化、固定化，其目的就是让君主能学以致用，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治政经验。翻开明朝历史，我们会发现，明中前期的皇帝都较为遵守这一学习制度，执行的也不错，也正因如此，明代中前期的人君素质都较高，朝政较清明。

及至明代中后期，皇帝经常性的不上朝，大臣们想要面见皇上反而只有通过经筵与日讲这一方式。由此，经筵与日讲转换成了一种决断军国大事的会议，其性质也发生改变，变得更加政治化。

皇帝的学习制度中还存在很多教育失当之处，比如所讲枯燥，讲师要求严苛，以至于适得其反，皇帝对这一学习制度非常的反感厌恶，明中后期的不少皇帝在某一段时间里废除过经筵与日讲，这便是证明。

一言以蔽之，皇帝学习制度的形成极大的提高了君主的综合素质，同时也对日益膨胀的皇权进行了一定限制，经筵与日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课程，还是内阁与皇帝之间的一座沟通桥梁，但这些的作用还是极其有限的，毕竟经筵与日讲是否能顺利开讲，这掌握在君主的手中，主观随意性过大。如果说皇帝不想受到这种学习制度的约束，是可以很容易摆脱的。因此，在儒家学者心中致君尧舜的理想目标，最终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