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归政乞休的背后，改革巨人的进退，关系着大明帝国进程兴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京师家中，享年五十八岁。在此前两年多，张居正对自己最后时日无多已经有所预感，这一切都是从他患病开始的。万历八年（1580）二月的一天，他向神宗皇帝正式上呈了一份《疏乞休》。这一年神宗十八岁，居正五十六岁。

这份奏折实在是一个政治家的思维的集中体现，张居正谈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对先皇遗命的兢业，惮精竭尽的辛劳，和已经实现的中外安宁。这份乞休疏很像是一个功成名就者成功后的声明：张居正现在可以无愧于先帝，而将一个完好的天下交给年轻的皇帝，归政乞休了。

成年万历与晚年张居正

这份因患病而提出休息的奏疏，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居正乞休的主因是以疾不胜劳顿为由试探万历皇帝对他的态度。因为此时的张居正，其实并无明显的病症，只不过是“血气早衰”，“须发变白”而已。

朱东润先生在他的名著《张居正大传》里面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张居正，“凡是当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路线。”

张居正剧照

如此说来，张居正晚年的归政乞休，就是出于求避祸而养颐年的心态了。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究竟会有什么情况，让他选择这样的惧怕与退避呢？是刚刚成年的神宗，还是朝廷中的反对派？一个政治改革家，当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时日，他最不能放心并且最想实现的追求又会是什么呢？

从万历五年（1577）到八年（1580）这三四年间，是张居正一生事业最为成功的时段，其成功的代表就是完成了全国土地的丈量。这也是他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

如果因惧祸便即放弃自己生平的事业追求和改革的成果，这绝非居正的性格。一般来说，改革家们晚年所最拳拳于心的，乃是其事业在身后的延续，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性格又何尝能激流勇退。

张居正与政治盟友冯保

明朝的内阁，从宪宗时代开始，便不断产生权威首辅，延至嘉、隆两朝内阁出现纷争的局面，那些呼风唤雨的首辅们，办事的干练，手段的毒辣，一代更胜一代。对于权力的掌控，是决然不肯轻易放手的。若以惧祸心理论之，张居正应该更不敢有丝毫放松。

因此，或许张居正的乞休疏并非出于惧祸的心理，而是另有原因呢？

从万历六年（1578）起，内阁中便只有张居正一个人的意志，两个内阁成员申时行和张四维，一切只能对居正惟惟听命，并无自己的主张。此后的数年间，是张居正专权的时代。一年后的万历七年（1579），下令禁毁书院，两年后的万历八年，张居正便向万历提出乞休的请求。

张居正的心里面最清楚的，此时困扰国家已久的南倭北虏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土地清丈与公平税负以及一条鞭法亦均行之已久，通过考成法对于官僚政治工作效率的管理，也已初见成效。

张居正以前内阁的纷争的教训，让居正明白如何控制内阁的臣僚，此时的内阁，并无一个如同自己一般的后起之秀去取代或者改变自己打造的政局。因此在此大功告成时乞休而退，幕后操控并培养自己的接班代言人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明朝万历时期内阁开会

但世事难料，张居正二月上疏乞休，三月便有南京兵部主事赵氏卿奏言时政之弊，而所言时弊之最，则为言路不开。世卿的奏疏，本来对于张居正是一个政治信号，可以看作是对张居正权威的挑战。

虽然事后世卿受到处分，但这至少说明居正的反对者们还远未肃清。可惜的是张居正这位当局者，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形势的危险，甚至对于神宗皇帝在此事上的态度，也并未成为张居正所重视的问题。此时的张居正大约认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当然也包括归政乞休这件大事。

对于张居正的乞休，神宗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即使此刻神宗距归政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他的真实想法却足以决定以后的发展，因为这个天下迟早还是他的。

急于执政的万历皇帝

神宗皇帝对此会如何想呢？此时他已经十八岁，或许也会考虑可以尝试自己管理国家了。但是对于张居正所有乞休的奏疏，神宗皇帝只是采取了一味劝留。因为这里面还有重要的决策人物，他的母亲慈圣太后。

当时的一切都看在了慈圣太后这个“小家之女”的眼中。对于张居正的治国，她是非常满意的，她不希望这样的局面有所变动，对于未来的辅政者还没有看到坚定的影响力，所以她对归政有所期望的神宗泼了一盆冷水：

“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

慈圣的懿旨是要将居正首辅的时间又延长了十二年。如果真的这样，十二年后张居正也不过六十八，虽然年老，也还应该是能够胜任的，到那时候，神宗皇帝也已三十岁的成年，算得上是一位足称成熟的皇帝了。可惜的是事情并不这般理想。

一年以后的万历九年（1581）五月，当张居正度过了他五十七岁的生日后，便真的病倒了，这场疾病让他更加决心乞休。

到了这一年秋天，居正的病情每况愈下。按照医生的说法起初只是积劳成疾，造成内伤气血，外冒盛暑。给他开了不少凉药，结果吃下去后却无见效果，病情日益加重。但神宗皇帝只是一味地慰留，而张居正本人在病中也还兼理着阁务，不曾真正放弃手中的权力。

一位内阁首辅晚年请求病休与皇帝的一再慰留，这看起来只是张居正的权势、对于国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皇帝（与太后）的重视，然而在这背后，却是当时朝廷政局的必然。

明朝的帝国大厦本来就是要靠内阁支撑的。从宣宗的时代，便是内阁英才辈出的时代，无论是老成持重者，还是咄咄逼人者，无论是仁德忠厚者，还是心术不端者，都是无一例外的精英。他们以自身的能力取代前辈，开创自己当政的时代，而任凭他人评说。

张居正与高拱

张居正也是如此，在他把持的内阁中，实在容不得任何强者的苗头。不过此刻的张居正，也突然之间感到身不由己。

朱东润先生为张居正作传写到这里时说：“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的只是无限恩怨和不尽的是非。”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只是居住死后种种事件发展的表象。

其实伴随着张居正而去的，还有内阁的权威的丧失，留下的只是举朝的茫然。这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没有安排好身后事他的改革任务就是失败的。

弥留之际的张居正仍侍奉万历办公

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威一坠千里，继任者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能用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巩固自己的地位。明代内阁的权威，至此也便荡然无存了而这些失去昔日权威的阁臣们，还必须设法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党争之势，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可见，对于持重的明朝政治改革家而言，放权与用权于公于私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朝堂之上的斗争旋涡中，既要集权立自身于不败，又要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口舌纷争，还要时刻警惕给予权力的最高指挥者。一个强有力的内阁首辅既是强有力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哺育朝堂众生的给予者。

越有力者往往便会造成头重脚轻的局面，因此当张居正突然薨逝，明朝的大厦也就步入了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