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面临精神危机，西方哲学找不到出路

当我们今天考察现代人类的生活行为方式以及心理因素等，几乎是由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文化一手缔造的。

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好的一面就在于带来了人性的复苏，激发了人的创造力，进一步催发了工业革命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坏的一面，就是带来了现代人类面对的各种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以及文化上的自我主义、自由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帝国霸权主义阴影等。

总体来说，整个人类社会目前都处在一种“无限追求的功利主义”变异状态之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为世界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中国也未能避免。

尽管中国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但中国自从近代“效西”以来，中国人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巨变，在整体文化背景上与西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可以说，中国用挥刀自宫的方式，否定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全然投身于西方文化带来的生活行为方式。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们带来的现代物质生活的满足，但在对人类精神的引导上，他们无疑没有做好，也就是说，人类在吃着汉堡、坐着飞机，但精神上却出现了空虚、忧郁。所以，人类最大的危机，首先是精神的危机，而精神的危机将会是其他危机的导火索。

当然，到今天，仍然有无数的西方哲学家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转来转去，越来越迷乱：这一段时间是相对主义，过一段时间又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没红几天，又转到虚无主义。西方哲学就这样在各种“破碎之后重建又破碎”中循环，而人们却没有一个价值可以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问题越积越多。这就是人类现状的问题根源所在。

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将目光望向中国哲学的拔尖者庄子时，我们就会发现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隐约指出了现代文明的路劲，或者说为我们开了一副药。

北大教授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一书中说：“西方学术源于古希腊私学，而中国学术源于西周王官学。二者学术起点的不同似乎决定着:西方学术的发展呈现不断分科和碎片化的趋势，而中国古典学术则在长达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统一和互通的特点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类知识视野的不断扩张使东西方知识体系的统一成为可能，而这种心智上的统一是人类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在这里，翟教授很好的指明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点，也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哲学在解决人类问题上的优越性。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很多人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认为现代文明来源于西方，而中国文化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其实，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文明，并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封建帝王制度的问题。

事实上，现代文明的的萌芽，中国早在诸子百家时期就已经诞生，比如墨子、孟子、杨朱代表的民主、科技思想，都是非常前卫的，但可惜的是被家天下的政权给腰斩了，从此沉闷千年，直到从外面来的力量，才促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个枷锁。

所以，很多人否定中华文明，那是没有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价值，当然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问题。准确地说，没有出一个哲学大师来肩负起承上启下的责任、或能够纵横卑阖对中华优秀文明进行发掘创新，以适宜时代。

虽然，我们出过如鲁迅、胡适这些有洞见的文学大师、或擅长整理资料如郭沫若、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但基本对中国现代化文明没有带来什么影响。比如鲁迅写得够深刻了吧，但在社会文明建设上却几乎没什么价值。

当然，这与时代有关系。近代的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之际，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西方的东西更有用，所以一股脑儿往望向西方。

言归正传，当时代发展到今天，整个人类都集中表现了以下这些状态：普遍自私、冷漠、自我主义、拜金主义、穷奢极欲、贪婪、迷惘、忧郁；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欲，人可以放弃操守、抛弃道德，作出伤天害理的事。

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再盯着西方哲学，我认为前途很渺茫，所以我们应目光放在中国哲学上，或可为人类找到解决精神危机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