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元璋重典治国入手，浅析明朝前期的法律政策

引言

说起朱元璋，想必许多朋友都认为这是一位颇为成功的帝王。的确，朱元璋从一个身无分文的乞食和尚，可以最终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这样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人能够做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元璋当然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但是从治国方面来说，朱元璋则似乎不是一个那么成功的皇帝了。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时期的确是为明代后来的强盛留下了基础，但朱元璋的统治方法却遭到了后世的许多诟病，而被诟病最多的则是他的“重典治国”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

所谓“重典治国”，也就是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许多统治者都倾向于使用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在乱世之时，更是提倡“乱世用重典”。提倡法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政策之所以被后人所诟病，则是因为其用刑过重，不仅使得许多人失去了性命，而且最终也没有达到朱元璋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本文希望通过对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和政策的分析，向大家展示朱元璋统治时期的法律政策，以及探究为何这一政策最终失败且被后人诟病。

朱元璋和大臣们朱元璋“重典治国”的背景

朱元璋之所以要在明初实行“重典治国”这一政策，有其思想基础，也有当时的现实使然。在这双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朱元璋决定在明初大力实行“重典治国”，以严峻的刑罚来治理国家。

所谓思想基础，实际上就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法家思想，而最早也是最成功地在现实政治中实行法家思想的，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商君书》中，有这样两句话，可以说很好地反映了商鞅使用重刑酷法治国的原因：“刑重者，民不敢犯。”“刑重，连其罪，..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说白了，就是要让严刑峻法来让民众感到害怕，一旦害怕了，民众便自然不敢犯罪了。商鞅的思想随后在秦朝也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但很可惜的是，秦朝因为其统治太过严苛而最终很快就灭亡了。

朱元璋领兵

但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在秦朝以后法家就销声匿迹了。实际上，即便在西汉初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的思想依然是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十分推崇的一种思想，特别是在乱世期间，运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更是许多统治者的选择。

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统治者已经不再像秦孝公或者秦始皇那样直接地说我这就是法家思想了，而是为法家思想披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将严刑峻法披上一层道德教化的外衣，人民便更加容易接受了，所谓“外儒内法”便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思想和做法发展到了明代自然已经是炉火纯青了，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自然也是很好地吸收这一整套的思想，因此运用起来自然也是十分自如。当然，除了这一思想基础之外，明初的社会确实面临许多纷扰与矛盾，而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也使得朱元璋不得不采用重典来治理国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新生的明王朝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便是新老地主拼命地追求土地和财富，并且用各种隐瞒、欺骗的办法来偷税漏税。朱元璋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但他深知要稳固明王朝的统治，必须要抓住地主的心。因此，朱元璋登基之后很快就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比如说将一些地主家庭的子弟任命为禁卫军或朝廷官员，或者让一些地主担任粮长，征收地方赋税等。

他本以为这些措施可以笼络地主阶级的心，但没想到地主们在接受了这些来自统治者的恩惠之后，却变本加厉地继续往下进行剥削，不仅偷税漏税十分严重，土地兼并、压榨农民等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除了这地主问题之外，功臣问题也是朱元璋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功臣们在江山到手之后便觉得大功告成，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因此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开始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这使得当时国内刚刚有所缓和的阶级矛盾又有激化的现象，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小股的农民起义。

《明通鉴前编》史料

这使得朱元璋感到十分紧张，毕竟元亡的教训还在不久之前，若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新生的明王朝只怕会重蹈明朝的覆辙。《明通鉴前编》记载了朱元璋对臣下所说的话：“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建国之初，首在正纲纪。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

朱元璋对元亡之教训有着切身体会，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官吏放纵，另一方面则在于法纪废弛，而他则一定要避免明朝出现同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北方的蒙古人还时常南下侵扰，东南沿海地区也有来自..的倭寇不断侵扰，国家可以说没有一天安定日子可以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政局不稳、经济凋敝、百姓不满，明王朝可以说面临着很严重的统治危机。在这样的乱世之下，面对这样纷乱的情况，朱元璋毅然决定“乱世用重典”。

蒙古人“重典治国”的基本内容

朱元璋“重典治国”的对象，与以往历朝历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往的朝代严刑峻法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普通百姓，禁止普通百姓犯法，而对官吏约束相对较少，而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所针对的重点对象则是广大官吏，特别是以下四种：

一是“贪赃官吏”；

二是“奸顽豪富之家”；

三是“犯上作乱”的“贼盗”；

四是“自外其教者”，也就是不肯与他合作的文人士子。

《大诰二编》中就有专门的一条法律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的“重典治国”针对的主要是社会上的少数群体，且以官吏、士人为多，这是朱元璋政策与以往各朝十分不同的一点。

《大诰二编》部分史料

而要“重典治国”，首先当然是要颁布法律。朱元璋首先颁布的便是《大明律》，体例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一共制定了30卷，条文达到了460条，可以说规定的是相当细致。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后世君臣不得对《大明律》有任何的修改，因此，一直到明亡之时，《大明律》都不曾有任何修改。

其次，朱元璋还编订了《明大诰》，其中包括《大诰一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236条。《明大诰》中所收录的，简单来说就是各种判案的案例，供官员在判定案件时参考所用。值得一提的是，《明大诰》中所收录的相当一部分案例都是有关于惩治贪官污吏的，足可见朱元璋对于贪腐问题的关心。在具体的法律实施方面，朱元璋则具体采取了以下四条措施：

明朝法律《大明律》

第一，是对贪污案件深挖深查。倘若有官员贪赃枉法的话，仅仅只抓到这一官员还不够，还必须将与之有牵连的所有官吏全部挖出来并加以惩处。在这一措施下，大量的官员乃至地方地主都因贪腐案件而被牵连，比如说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以及洪武十八年的郭恒案，连坐被杀的多达七、八万人，数字十分可怖。

第二，对于皇亲国戚和公侯贵族，..的要加重处罚。1373年，朱元璋命令工部起草章程，制造铁榜，铸了管制申诫皇亲国戚与公侯的条令，并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严厉惩治那些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与公侯。

第三，将惩办与敬戒相结合，注重廉洁教育。根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登基时便颁布诏令，告诫官吏：“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刚学飞的鸟儿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明太祖实录》中则记载了朱元璋所说的颁布《大诰》的目的：“取当世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可见，朱元璋对于教化官员同样是重视的。

明朝地图

最后，则是借助民众的力量来举报和惩治贪污官员。朱元璋规定，各地的百姓、村中的长老都可以在发现本地有贪官污吏的情况下越级直接向皇帝申诉，沿途的各级官府以及关卡不能阻挡这些上京告状的民众。

除了严抓贪官污吏之外，在惩处贪官污吏上朱元璋更是格外严厉。例如《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钞六十两以上的即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且将所剥之皮塞以稻草，挂在官员办公的衙门公座旁，叫那些后任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断舌、刑膑、钩肠等各种刑罚，看着让人触目惊心。

在朱元璋这样的“重典治国”政策下，好几万的贪官污吏人头落地，但是，这样的严刑酷法却没能最终杜绝贪污的存在，贪污始终像蝗虫一样扑杀不尽，移植于朱元璋自己在晚年都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犯同罪者；今晚方罚此处过犯，次晨彼处又有犯者。前尸尚且未移，而后继者又接踵而至。罚之愈重，犯者愈众。朕昼夜无暇休息，局面已然无望。”

朱元璋影视剧形象结语

朱元璋用了这样的“重典”，却还是无法根除贪腐，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律制度，而在于封建政治制度给予了官吏太大的贪腐空间，按照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要搞政治制度的改革来根除，而不是仅仅靠严刑峻法便可以根除的。

在封建政治制度下，官员的政治权力无法得到制约和监督，官员自然会产生贪腐的念头，法律的惩罚虽然可怖，但金钱的诱惑力同样是非常巨大的，自然会有不少的官员铤而走险，贪腐问题自然便是难以根除。

朱元璋的“重典治国”不仅没能根除腐败，而且还对官吏队伍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数万官吏的死亡对于官吏队伍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余下的官吏更是战战兢兢，只求不要出错，不求干好工作，有的官员甚至开始装疯卖傻，只求活命。这样一来，国家的政治自然也是得过且过，很难再有什么大的建树。

朱元璋的“重典治国”带给后世人的一大教训便是，治理国家实际上并不是靠“重典”就可以的，法治虽然是值得提倡的，但不能过度，一旦过了度，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还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问题。

参考资料《明史》、《明太祖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