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的脊梁——文文山——厚重的家国情怀

没有哪一位文人没写过爱国的诗篇，亘古通今，文人爱国理当如此。

读圣贤书，立君子品，习圣人学，知心明路，奠定了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和行为理想。这种品格突出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敬天法祖重社稷。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文人家国情怀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是融入文人骨子里的东西。

家国情怀的厚重表现在爱国的作为。“宋末三杰”之一——文天祥，就是将爱国付诸于行为，临危受命，撑起宋朝脊梁的文人。臣心一片磁石针，不指南方不肯休

当我看到这两句诗的时候，收获了浓浓的爱国情。它明示了文天祥心中最柔软、最真诚的肝胆。今撷取《宋史》记载，复述文天祥的一生，以慰忠魂。

史书本就惜字如金，微言大义，对男子的外貌，极吝笔墨，绝色如潘安，也只得三个字：“美姿仪”。《宋史》文天祥传，文天祥却独占了十六个字：“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长目，顾盼烨然。”

少年文天祥

文天祥于1236年宋端平三年五月初二，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富川。那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乡镇，镇旁不远处正是有丘壑林泉之胜的文山。他的先辈是地地道道的庶民，没有当过官，文天祥一再说自己是“起身白屋”。因为祖辈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在乡间略有名望，被称为“君子长者”。这对文天祥的人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父亲饱读诗书给了文天祥许多熏陶教育。

文天祥少年时候，有一次跟父亲到侯城书院去。一进大门，只见对面墙上挂着几幅人物画像。

“这位是谁？”文天祥指着一幅画像问。

“欧阳修。”父亲回答。

文天祥兴致勃勃地说，“那篇《醉翁亭记》，写得妙极了！”

“这是本朝初期的一位大忠臣，名叫杨邦义，”父亲沉思片刻，又指向另一幅画像，“他被金兵俘虏后，坚贞不屈，宁死不降。金国大将张真怒无可奈何，只得把他杀了，还挖出了他的心……”

“这边两幅画像，分别画的是周必大和胡铨。他们也都是本朝很得民心的人物。”父亲的介绍，每一言每一语都强烈地碰撞着文天祥的内心。

文天祥决心学习欧阳修的文章道德，周必大的气度学识，杨邦义、胡铨的气节忠勇，长大了报效国家。为表明雄心壮志，他当即从附近的山坡上找来五棵柏树苗，栽在书院门前。前四棵柏树，象征欧阳修、周必大、杨邦义、胡铨，第五棵尾梢入士，兜根朝上，代表自己。状元及第

1256年文天祥赴京师临安参加科举考试。宋理宗亲临集英殿阅读考生的卷子。在集英殿当着皇帝的面对策，文天祥“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就”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

在策对的最后一段，文天祥针对理宗“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变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符泽未清，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之问，提出了“公道”、“直道”之论，劝勉皇帝自我振作，不仅法效汉、唐圣世之治，亦追望远古圣皇之功，以开太平。

他说：

“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失’。自古帝王行道者，无先于此也。臣来自山林，有怀欲吐。陛下怅然疑吾道之迂远，且慨论乎古今功化之深浅，证效之迟速，而若有大不满于今日者。臣则以为非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书，直道不在台谏，是以陛下行道，用力处虽劳，而未遽食道之抱耳。果使中书得以公道总政要，台谏得以直道纠官邪，则陛下虽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所谓功化政效，可以立见。何至积三十余年之功力，而志勤道远，渺焉未有际邪？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陛下万几之暇，倘于是而加三思，则跻帝王，轶汉、唐，由此其阶也已。”

当时参与复审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旁称赞道：“这份卷子，议论卓绝，合乎古圣先贤之大道。文中表现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我为陛下得到这样的人才致贺!”理宗高兴地说：“天祥，天祥，这是天降的吉祥，是宋朝有瑞气的预兆。”亲自选拔他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时年文天祥二十一岁。

理宗赐诗一首：

道久于心化为成，乐闻尔土对延英

诚为不息斯文著，治岂多端在力行

..以文由造理，事君务实勿沽名

得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文天祥不止是试卷上写写而已，后来他一生都是这么做的，言必行君子之所为，行必果大丈夫之所为。

1259年蒙古人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战争。九月，忽必烈围鄂州(今湖北武昌)。消息传到临安，朝野震动。外号“活阎罗”的宠宦董宋臣建议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兵锋，重演了南宋初期高宗赵构逃亡海上的故事。文天祥向皇帝上书，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之言，董宋臣恶贯满盈，应以斩首。

文天祥建议改革政治、扩充兵力、抗蒙救国。可惜理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时任礼部尚书的江氏“三古”之一的江万载向宋理宗建议请皇后谢道清出朝议政，才劝得理宗打消迁都念头。并派有带兵打仗经验的江万载协助贾似道督军出战蒙元，碰上蒙古内乱，忽必烈急于回兵北方争夺蒙古汗位，才打退蒙元兵，取得所谓的鄂州之战的大捷。

1260年，文天祥被任命为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但是他不愿赴任，请求「祠禄」。朝廷应允了，命他做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的主管。仙都观是道教的宫观，这个职务是个闲差，文天祥才二十五岁，却有退隐出世的思想，为什么呢?这是时势造成的。朝廷权奸当道，他的改革设想落空，甚感失望，既不愿尸位素餐，混迹官场，更不愿同流合污。

1263年由于皇帝不纳谏，重新起用董宋臣，文天祥愤而辞职，后被朝廷贬到地方上任职，治理今江西高安市，当时称为瑞州。瑞州曾遭蒙古人蹂躏，城垣屋宇被毁，人民被残忍虐杀，文物古迹被洗劫。文天祥履任后，实行宽惠政策，尽力安抚百姓，筹集资金建立「便民库」，供借贷和救济之用，使地方秩序重新恢复过来。他还修复了一些古迹如「碧落堂」、「三贤堂」等，新建「野人庐」、「松风亭」等，以发扬先贤的民族正气，鼓舞人民的爱国精神。

1264年，理宗逝世。权臣贾似道拥立太子为帝(即度宗)，进一步操纵朝政。他一手遮天，南宋朝政更腐败不堪。文天祥出任军器监(掌管武器制造)、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解书史、经义)等职。有一次，贾似道托言有病，以去职回乡要挟度宗，软弱的度宗竟涕泣挽留。文天祥为皇帝起草诏书，指出贾似道的行为是“惜其身，违皇心”。结果贾似道记恨于心。

1270年九月，文天祥被免官 ，回到家乡。他深感世道污浊，决意息影林泉。在文山修建了一所山庄，隐居于此，寄情山水，写下了不少诗篇。然而，他的内心一点也不宁静，忧国忧民之感深埋于心。

1273年朝廷起用他为湖南提刑，掌管狱讼，他推辞不了，惟有启程上任。

1274年文天祥被委任为赣州（今江西境内）知州。在赣州期间，他办事分外勤谨，主张对人民少用刑罚，多用义理，所属10个县的人民对他非常爱戴，加以这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出现了短暂的安乐景象。但不到一年，蒙古大举南侵，南宋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

1275年正月太后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涕哭泣，他开始变卖家产全部作为军费。每当与宾客、僚属谈到国家时事，就痛哭流涕，抚案说道：“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文天祥积极召集天下兵马，同时联络溪峒蛮，派方兴召集吉州的士兵，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聚集兵众万人。

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他的朋友制止他说：“现在元兵分三路南下进攻，攻破京城市郊，进迫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万余人赴京入卫，这与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没有什么差别。”

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国家抚养培育臣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征集天下的兵丁，没有一人一骑入卫京师，我为此感到深深地遗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会有听说此事后而奋起的。依靠仁义取胜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业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么国家就有保障了。”朋友听后为之动容。

自此，文天祥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下半场人生。文天祥结束了15年的宦海浮沉，踏上戎马征途。从此舍命保国。

文天祥受命于危难之际，一介文人，担当了武将的责任，山河破碎、挺身而出。

1275年八月，文天祥率兵到临安，担任平江府知府。

昔日歌舞升平的杭州城，早已不复当年的神采。

当朝的皇帝一看数万大军前来，自问底气足了不少，竟别开生面的想要与蒙古和谈。

但蒙古人已不是昔日的辽国、金国，他们的野心早已不是局限一个小小的南宋。

文天祥认为南宋的危机主要在内部而非外部，因此积极要求改革。他批评大宋“守内虚外”的方针，要求加强力量抵御外侮。同时提出革除祖宗专制之法，通言路、集众思谋，发挥中书枢密院作用，主张用人举贤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谏之士。

1275年十月常州之役告急，朝廷命文天祥率军保卫平江，又派张全率两千兵增援常州。文天祥从大局出发，派义军重要将领尹玉、朱华、麻士龙率三千人归张全节制，增援常州兵力。但张全卑鄙自私，当三位将领与蒙元苦战时，隔岸观火，坐视不救，在战斗中又乘夜逃跑，陷义军于孤立无援之地，遂使战斗失利。文天祥请斩张全，却遭到丞相陈宜中反对。文天祥对朝中赏罚不明感到十分愤慨和担忧。蒙古铁骑攻破常州、平江后，临安危急。主和、主战两派意见分歧各行其是。江万载、文天祥、张世杰主战，三人联名奏请朝廷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却策划议降，太皇太后也准备“降书称臣”、“乞存境土”、“封为小国”。张世杰对朝廷绝望，转到南方，以图东山。文天祥的救国方略得不到支持，也想离开临安回江西继续抵抗。兵临城下，左丞相留梦炎、右丞相陈宜中先后逃走，朝廷乱成一团。

1276年蒙古铁骑三路兵马围困临安，城内城外，宋朝将官降的降、逃的逃，全成汉奸。谢太皇太后暗命江万载摄行军中事，父子率义军和殿前禁军保护益、广二王离开危城临安;又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由南宋末期抗元明暗两统帅收拾残局。文天祥见事已至此，不可推辞，答应出使蒙元大营，以便一窥虚实。文天祥以浩然的态度和蒙古交涉，却被蒙古统帅伯颜扣留。太皇太后失去江万载、文天祥后，更无人可以依靠，终于向蒙古投降。

皇帝投降后，降将吕师孟挖苦文天祥：丞相曾经上书请斩叛逆遗孽吕师孟，为什么不杀了我呢?文天祥毫不客气地斥责他：你叔侄都做了降将，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们投靠敌人，要杀我很容易，但却成全我当了大宋忠臣，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听了这话，吕师孟佩服文天祥的气概，并说：“骂得痛快!”

文天祥虽然被拘禁，但不甘心失败，又不肯归顺。伯颜没有办法，决定把他送往元大都。船到镇江靠岸，文天祥被囚禁在一户居民家中。他命随从暗中打探敌情，计划逃走，还暗中藏了匕刃，以备必要时自刎。逃走当晚，文天祥的船只被巡船发现，但因巡船追捕时搁浅，而只能看着文天祥一行十二人逃去。

文天祥一行人到达真州（今扬州市西南）后，受到真州军民的热情欢迎。守将苗再成认为，以文天祥丞相身份作号召，江淮合力，不难挽回大局。不料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以为文天祥已投降蒙古，到真州来攻城，要苗再成杀掉他。苗再成不忍，但上司的命令又不能置之不理，只好把文天祥暗地送出城外让文天祥出走。

从真州出来，文天祥一行人乘黑夜通过蒙古军队控制的地界到达扬州城下。扬州经过两次大寇灾。城上守军盘查严密，形势紧张。这时，一个卖柴人愿意带他们到江苏高邮去，文天祥决定离开扬州，寻找二王（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再为南宋效力。

文天祥一行人走到桂公塘(距扬州约十五里的村庄)时，天已大亮。为躲避追杀，他们藏身于几道断墙后面。正要找点食物，忽然听见很多蒙古骑兵巡视而至。文天祥一行人赶紧贴墙躲避起来，这时，只要有一名士兵探头往里瞧一瞧，他们就会被发现，重做俘虏。而天上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士兵们急着躲雨，匆匆而过。事后才知道，这队骑兵就是押送他们到大都的那队人，因为在镇江走脱了文天祥，加强了戒备，沿途防范甚严。

从扬州到高邮，文天祥一行十二人一路颠沛流离，饥寒交迫。随从的人只剩下六个。疲惫不堪的文天祥再也走不动了。幸好遇上一群樵夫，见他们是遇难的，就热情相助，拿来一个箩筐，让文天祥坐在里面，由六个人轮流抬着走。他们历尽艰险，才到达高邮。但高邮方面收到李庭芝的文书，严防文天祥攻城。文天祥不敢进城，又向泰州前进。

泰州有船可到通州(南通)，但沿路有蒙元大军出没，非常危险。文天祥以孤舟一叶，昼伏夜出，虽多次与对手遭遇，但还是有惊无险地到达通州。他在一首诗中风趣地说：“行客不知身世险，一窗春梦送轻舠。”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炼，文天祥已经把艰难险阻视作等闲了。

文天祥在通州听说益王、广王被江万载父子保护经婺州(金华)到达永嘉(温州)建立了元帅府，号召各地义兵勇士继续抗蒙，就决定投奔二王及江万载。

1276闰三月，他扬帆入海，回到南宋统治的地方。他计划在闽、广重举义旗，团结各方义兵，统一部署，复兴南宋。

1276年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改元景炎，是为端宗。广王晋封为卫王。江万载仍按谢道清嘱令暗中摄行军中事，少壮抗元派文天祥担任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南宋末期抗元明暗两统帅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汇合，南宋形势大为好转。七月，文天祥在南剑州(福建南平)开督府，福建、广东、江西的许多文臣武将、地方名士、勤王军旧部纷纷前来投效，文天祥很快组成了一支督府军，规模、声势比江西勤王军大得多。但是，朝中大臣陈宜中、杨亮节、曾渊子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成为抗蒙行动的一大障碍。

1276年10月，暗中摄行军中事的江万载命文天祥出兵汀州(福建长汀)，不幸战斗失利。在蒙元的攻击下，南剑州也落入敌手，行都福安(福州)失去屏障。江万载和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紧急护送端宗和卫王登舟入海，以避兵锋。福安府随即陷落，南宋从此成为海上的流亡政府。

1277年初，元寇进逼汀州，文天祥退却到广东梅州。经过整顿，五月间又从梅州出发，打响了收复江西的战役。在文天祥的领导下，江西的抗元军事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方义军配合督府军作战，分别夺回会昌、雩都、兴国，分宁、武宁、建昌等地。临川、洪州、袁州、瑞州的义兵都来请求督府节制。文天祥统一部署，挥师席卷赣南，占领了大片土地。

1277年八月，蒙古铁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文天祥被朝庭外派南剑州开督府时，本来就是陈宜中、杨亮节张世杰排挤的事，为保护南宋朝廷和体恤老师江万里家族满门忠烈，死伤无数的惨况，拒绝了江万载派部分江氏子弟协助其筹组训练督府军的好意，并奏请杨太后及宋端宗下旨让江氏子弟去军择地隐居。因此，文天祥所募督府军由于没有作战经验和严格训练，战斗力不强，在元军铁骑猛烈的冲击下，文臣武将或死或降，文天祥一家只剩下老少三人。虽然文天祥受着国破家亡和妻离子散的巨大打击，但没有动摇其抗元意志。他带兵入粤，在潮州、惠州一带继续抗元。

1278年12月20日，南宋抗元统帅文天祥不幸在五坡岭被一支偷袭的蒙古铁骑俘获。他吞下二粒龙脑毒药自杀守节，但药力失效，未能殉国。

元将张弘范看见文天祥，连忙上前相迎，文天祥却转过身体，以脊背相对。张弘范恬不知耻地说：

“文丞相，你的为人我一向敬佩。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写一封信给张世杰叫他投降，那么，你还可以当丞相。”

张弘范原是南宋将领，后来为了个人富贵投降了元军。文天祥怒斥他道：“无耻之尤！”

张弘范说：“文丞相，刚者易折啊！”

文天祥断然说道：“宁折不弯！”

张弘范“嗖”地抽出寒光逼人的宝剑说：“你硬还是我的剑硬？”

文天祥神色坦然，大步向剑尖撞去。

张弘范顿时吓得连连退步，祈求说：“文丞相，何必轻生呢？你给张世杰写封信劝降他吧！”

文天祥站住，说道：“拿纸笔来！”张弘范以为劝降成功，喜形于色，赶紧递过纸笔，只见文天祥挥笔疾书：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写完，文天祥冷笑一声说：“你拿去吧。我兵败被俘，再不能捍卫父母之邦，已深感无地自容。怎能写信去叫别人背叛国家呢？只有你这样的软骨头，才甘心做元军的奴才！”

1279二月初六日，宋军视死如归，对蒙古舰队在海面上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海战，最后张世杰统领的宋军战败，陆秀夫背负幼年皇帝蹈海殉国。

崖山战役后，文天祥被押到广州。张弘范对他说：“南宋灭亡，忠孝之事已尽，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在国史?文丞相如愿转而效元，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回答道：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元朝为了使他投降，决定把他押送至元大都。在押送元大都途中，庐陵人王炎午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敦促文天祥舍身取义。文天祥一路上服毒，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文天祥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

原本是在元军监视之下宿于旅舍，后来则被监禁于半地下之牢狱，并铐上手铐脚链。不论遭受到如何严酷之对待，文天祥仍旧不屈不挠。文天祥的态度始终如一。文天祥于狱中写下了《正气歌》此处之“正气”，并不单指之于国家的忠诚而已，更是人类所自豪之步向高贵正道的精神。

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被蒙元政府俘虏后送到大都，蒙元政府想利用骨肉亲情软化文天祥。文天祥一共育有二子六女，当时在世的只剩此二女，年龄都是十四岁。文天祥接到女儿的信，虽然痛断肝肠，但仍然坚定地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事已如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写诗道：“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表示国既破，家亦不能全，因为骨肉团聚就意味着变节投降。

元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的条件之优厚、等待的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其它的宋臣。

利诱和亲情都未能使文天祥屈服，元朝统治者又变换手法，用酷刑折磨他。他们给文天祥戴上木枷，关在一间潮湿寒冷的土牢里。牢房空气恶浊，臭秽不堪。文天祥每天吃不饱，睡在高低不平的木板上，又被穷凶极恶的狱卒呼来喝去，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疾病缠身。由于他坚决不低头，大元丞相孛罗威胁他说：“你要死，偏不让你死，就是要监禁你!”文天祥毫不示弱：“我既不怕死，还怕什么监禁!”在囚禁的孤寂岁月里，他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民族主义诗篇。

忠君与爱国文天祥处理得非常恰当。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宋恭帝投降后，他没有跟着投降，而是坚持“君降臣不降”。

后来，文天祥兵败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去劝他投降，他还是不从。在他看来，宋恭帝是君主，不幸而失去国家，值得同情。但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决不能以忠君的行动去改变他忠于国家的信念。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

忽必烈当面许他宰相、枢密使等高职，又被他严辞拒绝，并说：但愿一死!

一直隐忍了四年的忽必烈终于扯下了明君的面纱，露出虎狼的面容。

他决意杀了文天祥。

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

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使命和牢狱生活都快要结束了。他从容地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千载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元阿鲁图《宋史·文天祥传》原文：

召入（忽必烈）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天祥临刑殊从容，……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大都。

在大都被关押了三年的文天祥被人押到了刑场，地点是在柴市（今北京东城区交道口）。

来观看的百姓不少，不少人落下了眼泪。

文天祥从容不迫，他问城中百姓哪个方向是南方。

百姓指给了他。他向南跪拜行礼，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了。”

监斩官问:”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

文天祥不再说话

这一年，他四十七岁。走完了他壮烈的一生。

后来他的妻子在文天祥的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读至此，无言可表。让人泪目，让人震撼，让人崇敬，让人心疼！

后人为了感念文天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文山或文文山，以示敬意或尊重。

烟雨苍茫里，高天雁不群。

月怜山涧水，风绕岭头云。

武穆兴师恨，文山报国勋。

可堪观弹洞，挥涕思纷纷。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文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纵观历史长河中的文人墨客在自己的作品中，或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或表现了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关注，或抒发自己对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身处江湖之远，却心怀魏阙之忧。

观古思今，读书养志。

知识分子爱国，应该具有大国胸怀，敢于捍卫民族权益又虚怀若谷，善于汲取外来文化增强自己的活力。

知识分子爱国应该洁身。正如崔永元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即使做不到拍案而起，至少也得洁身自好。

知识分子爱国应该融入社会传播正能量，不能只谈民主自由不谈自律报国，不能只有牢骚满腹，还需以身作则。

爱国是最为质朴，最为挚诚的情愫。爱国不尚空谈，让我们怀揣一颗火热的心，躬身实践，勤勉实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永远的情结，爱国是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今天，祖国正以卓越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没有先辈对国破家亡和民族命运的担忧，但我们应该从这些激情满怀的文字中领略古代文人的一身正气、豪情壮志、不拘一格，将民情国事纳于眼中，铭记心中，书于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