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闲逸词的发展进程及其词史意义

“词为艳科”乃是唐宋词史所呈现的一个基本格局；如果我们沿用古人的说法把唐宋词比作一个“美人”的话，那么大量而普泛的“艳情词”的创作，则为这个“美人”带来了香艳绮丽的形貌。但是唐宋词并非“艳情词”的一统天下，如果真是这样，唐宋词这个“大美人”将会因为她过于浓烈而单调的“艳情”、“艳色”而为之逊色与褪色。

艳情词意境

好在唐宋词人在以“男子而作闺音”的同时和稍后，也逐渐融入了他们作为士大夫文人的角色和身份而拥有的一些情感与心绪，这样，他们不仅为唐宋词这个拥有香艳绮丽形貌的“美人体”填充了灵敏善感、幽微细腻、丰富鲜活的心灵和灵魂，而且也因为转变了唐宋词的抒情主体——从代言体的女性到主体化的男性，开拓了唐宋词的抒情领域——从绮思艳情到闲情逸趣，提升了唐宋词的抒情品格——从香艳婉媚到闲雅清逸，从而具有了重要的词史意义。

香艳婉媚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以吟咏闲情逸趣为情感主题的唐宋闲逸词的创作。首先，我们需要对“闲情逸趣”及“闲逸词”的概念及内涵加以界定。所谓“闲情逸趣”，其中的“情”与“趣”，自然指的是人的感情、性情、情致、情趣、意趣或志趣都属于心理学上情感、情绪的概念范畴。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情感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表现。人的心理表现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是伴随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人的情感类型本来是多种多样的，情感内涵也非常幽微复杂，喜怒哀、乐只不过是其中几种重要而鲜明的表现形态。相对于“爱情”、“欢情”、“悲情”、“愁情”、“豪情”等色彩鲜明内涵明确的情感类型，“闲情”、“逸趣”似乎有些难以捉摸和言表。因此有人将“闲情”与“闲愁”等同起来，有人则将“逸趣”仅仅理解为隐逸生活情趣。对此，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界定和辨析。

情感内涵之境

从语义上来讲，“闲”有安闲、安静、闲散、闲暇等意义。通常与“闲”相搭配的词语或成语主要有“闲暇”（安静无事）“闲静”（安静寡欲）、“闲适”（清闲安逸）、“闲雅”闲静文雅之态、安舒高雅之貌）、“闲散”（清闲少事）、“闲云野鹤”（比喻来去自由，无所羁绊）等。我们一般称清闲少事之人为“闲人”，称职务清简之官为“闲官”，称闲暇之日为“闲日”，称消闲之书为“闲书”……根据以上对“闲”字语意的考察，我们对“闲情”的界定，就应该是指人们在一种比较清闲安逸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份较从容、淡泊、安闲、清雅的情感与心理至于“逸”根据各种辞书、字典的解释，主要有安闲、隐退、放纵超绝等意义。其中在“安闲”这一意义上，“闲”与“逸”正好相通。即使是在“隐退”这一义项上，“逸”与“闲”也有相互联系、相通相近之处。

清闲安逸的生活环境

我们通常称避世隐居的人为“逸士”、“逸民”，这些隐逸的高人雅士大多过着一种清闲安逸的生活，他们的行为表现就像“闲云野鹤”他们的情感意趣自然也会偏于“闲适”、“闲雅”。需要指出的是，“逸”还有“超绝”之义，我们称才智出众的人为“逸群之才”或“逸才”，称超众脱俗的艺术为“逸品”、“逸格”，称潇洒飘逸、清闲脱俗的兴致和情趣为“逸兴”、“逸趣”。那么，我们对“逸趣”的界定则应该是指，人们在隐逸生活乃至其他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份闲适淡雅之情清逸超迈之趣。正因为“闲情”与“逸趣”在表现形态和审美内涵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一致的特征，因此我们也就将唐宋词中主要抒写和表现“闲情逸趣”这一类型的情感主题的作品，之为“闲逸词”（或“闲情词”），以与“艳情词”等其他类型的作品相比较和相区别。

清闲脱俗

其次，让我们对唐宋闲逸词的发展进程及其词史意义加以简述与概括。唐宋闲逸词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一）唐五代时期，闲逸词创作的兴起时期；（二）北宋时期，闲逸词创作的发展时期；（三）南宋时期，闲逸词创作的鼎盛时期。唐五代是唐宋词史的初期发展阶段。作为文人词的源头和词史的开端，唐五代民间词的创作以敦煌曲子词为代表，主要秉承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文学传统，吟唱着质朴、粗野、率真、热烈、现实和实用的歌声，既未形成“艳科”的格局，也难寻觅“闲情逸趣”一类的歌咏。至于初、盛唐时期的文人词，创作风气还没有大开，有限的几位词人及其寥寥无几的作品，也主要是在宫廷宴饮娱乐的场所和环境中产生的，多带有应制、唱酬、游戏、消遣、粉饰、谀颂的性质和特色。

闲情逸趣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与社会政治不断走向衰败的同时，城市娱乐消费生活逐渐声色大开，主要吟唱于“花间”、“尊前”的文人词，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以抒写“绮思艳情”为主要内容题材的创作道路，并奠定了唐宋文人词香艳婉媚的基本格局和主体风貌。然而就在这一派香风艳歌之中，一些具有特殊人生体验和独特个性气质的词人，也唱出了来自他们心底的歌声，在这些与当时的流行歌曲的主旋律不相和谐的“别调”之中，就已经开始了对“闲情逸趣”的吟唱。从现在所能见到的作品来看，中唐时期自号“烟波钓徒”的张志和所作《渔父》词（又称《渔歌子》）五首，堪称是开创唐宋文人闲逸词创作之先河。张志和在这组《渔父》词中对“钓鱼翁”或“渔父”形象的塑造及其隐逸生活情趣的描写，本是他“烟波钓徒”的自我形象和隐逸人生的真实写照与歌咏，但他却在无意中为唐宋文人词的创作开辟了一块新的抒情领域。

渔父

与张志和同时而稍晚，释德诚则以一组《拨棹歌》吟唱着具有相同主题的隐逸闲适的人生之歌；在张志和之后，“花间词人”和凝、孙光宪、欧阳炯、李珣、顾敻等人，甚至连南唐后主李煜，也都以《渔父》或《渔歌子》、《定风波》等词调，各自写下了一二首至数首不等的歌咏渔隐生活情趣的词作。尽管这类作品数量不多，而且被淹没在一片香风丽雨之中，但它们毕竟为唐五代词坛吹进了一丝清逸之风，也为唐宋文人词的抒情化进程埋下了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北宋是宋词发展的繁荣时期，闲逸词的创作在这个阶段也逐渐走向发展兴盛。一方面，北宋是在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分裂的政治局面之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朝，尽管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比不上汉、唐的强大与繁盛，但它却以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思想文化的发达而著称，尤其是文人特别受到优待，其物质生活、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都得到空前提高；

渔隐生活情趣

​另一方面，词这种新兴的音乐文学形式在经历了唐五代的摸索、积累和铺垫之后，她的形体特征和艺术魅力正逐步为广大文人所认识和接受，视词为“艳科”、“小道”的轻蔑观念也在慢慢淡化和不断改善，在将词体从传统的诗体中区分开来以至“自成一家”、“别是一家”的同时或稍后，词体也开始了向诗体回归和融通乃至“以诗为词”的诗化、雅化、文人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促成之下，北宋文人词的抒情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以表现闲情逸趣为情感主题的闲逸词的创作，也突破了唐五代词的狭小格局而呈现出繁兴的态势。首先是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宋祁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仕宦显赫的台阁词人，在吟咏富贵气象流连诗酒风月的同时，也抒写了他们所追求和体验的闲适清雅的生活情趣；

闲情逸趣

其次是北宋中后期，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人生坎坷、阅历丰富的词人，或在晚年退隐之后抒写恬淡闲逸的人生，或在遭受贬谪之中潇洒超逸地面对生活，或托渔父以寄怀，或借山水以写意。与唐五代的闲逸词偏于写“逸趣”、而“闲情”与“艳情”常常混杂在一起的情形相比，北宋闲逸词的创作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唐五代词写“逸趣”的一面，而且逐渐将“闲情”从“艳情”中独立出来；不仅扩大了内容题材的表现范围，而且加强了情感主题的抒情力度，为唐宋词的抒情化道路的拓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南宋是宋词发展的嬗变与深化时期，也是闲逸词的创作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

恬淡闲逸的人生

一方面，以宋高宗赵构、权相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和投降势力，在南渡之初即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残酷打击和迫害积极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不仅造成了喑哑沉闷的政治局面，而且还致使像李光、叶梦得、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一批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长期或多次被罢职、贬谪和退隐，在赋闲幽居之中打发岁月；至于其他士大夫文人如朱敦儒等人，也多因前途黯淡而对政治仕途产生厌倦而走向遁世与隐居，从而有力地助长和推动了隐逸之风的流行。另一方面，长期处于偏安苟且的政治局面之下和山明水秀、温婉绮丽的江南风景和城市风情之中，南宋统治阶级和广大士大夫文人的意志和心理也逐渐被消磨和柔化，于是词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于身边琐事和日常生活，醉心于人生体验和内心情怀，闲适之情、清雅之兴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滋长。

温婉绮丽的江南风景

第三方面，随着理学的发展在南宋达于兴盛与成熟，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好色而不淫”的那套传统的“诗教”理论，也逐渐渗透到词坛中来，于是崇“雅”之风大盛；不仅对传统的艳情词风提出了“屏去浮艳，乐而不淫”的修正与限制的要求，而且从正面明确而自觉地标举和揭示了“词欲雅而正”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尚，这样南宋文人词在创作实践上也就进一步朝表现士大夫文人不失其“雅正”品格的“闲情逸趣”一路迈进与开掘了。

审美趣尚

与北宋闲逸词相比较，一方面，南宋闲逸词的创作风气更为兴盛，作家队伍更为壮大，作品数量也大为增多；另一方面，南宋闲逸词的内容题材更为丰富广泛，情感内涵更为深微复杂，在艺术表现上也进一步与艳情词、豪放词等其他类型的作品区别开来，形成以闲雅清逸为特质的审美特色，也从而将唐宋词的抒情化、文人化的历史进程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