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救时宰相”还是“窃国权奸”？张居正的功过得失的探析

张居正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其卓有成效的改革将江河日下的帝国马车拉回了正轨。

有人评价道，张居正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为明王朝延续了70年的国祚。

然而，在他生前身后，他的评价却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爱戴他的人敬他为救时宰相，恨他的人则骂他是窃国权奸，为何这位伟大的改革家会有如此毁誉参半的评价？

一、“孔孟之道”还是“申韩之术”？

就改革变法而言，中国历史上有着众多的改革家。

而论改革影响之深远，规模之大，在离张居正近的便只有王安石一人了。

但是，两个人的改革成果却是天差地别，究其原因还是两人改革的指导理念不同。

王安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儒士，他自称，自己的改革没偏离儒学的四书五经。

对于《周易》他更是赞不绝口，说：“一部周易理财居其半”试图从《周易》里面寻找改革的依据与方法。

可是，稍微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儒家恰恰是不提倡变革的，“复古循礼”就是儒家提出的观点。

而儒家的死对头法家才是对变革有着系统性的认识理解。

王安石此举便是自相矛盾，把自己带进了死胡同。

..的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说过“应用《周礼》的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

张居正则不然，他是外儒内法忠实的执行者，对申韩之法十分热衷。

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如此评价张居正：“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驭下。”

清朝史学家万斯同也评价道：“好言申商韩非之学，多杀而寡恩”可见张居正改革采取的是法家理念得到了后世的认可。

隆庆二年的时候，他上书的《陈六事疏》中便隐隐地体现了他希望以法术治国的理想。

比如“谋在与众，断在于独”即谋略的时候可以与大家商议，作出断决的时候就要靠自己。

强调“省议论”，便是要求减免空谈，多干实事。“振纪纲”则是要加强法纪，统一命令，等等。

在张居正执政后，他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当朝的百官何人不是学着儒学经典，背着圣人言语出身?

他们岂能容许庙堂之上有人堂而皇之地采取法家的观念治国理政？

张居正纵是有超人的眼光与才华也难以抵挡天下悠悠之口，于是他只能埋头苦干的同时施出雷霆手段，打击那些不肯配合新政推行的大臣，他本身也落了个‘操切’的恶名。

可是，天下汹汹之中，不操切何以拨乱反正？不操切何以扶大厦之将倾？二、愿以深心奉尘剎，不予自身求利益

张居正认为，当时的时局衰颓主要是由于处理朝廷和地方的主体——文官系统出了问题。

于是他改革的首要任务便是推行考成法来整顿吏治。

对于当时的官场，张居正可谓是十分厌恶，他对友人写的信中说道：“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尽除。”

官员们欺上瞒下，玩忽职守，不予以整顿的话，新政便无从谈起。

万历元年，张居正正式推行考成法，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

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

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

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如果巡抚巡按玩忽职守，则由六部举报。

六部，督察院失职，则由六科举报；六科如果出现问题，就由内阁举报。

通过这样一环扣着一环监督查处，一举扫清了当时朝廷之上慵懒推诿的作风，因为只要有失职的地方就会被举报处分，《明史》中对这一新气象也有记载,“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考成法的效果也十分地显著，革除了十分之三的不称职的官吏，官场之风日清。

然而，这样严厉的考成法也遭到了许多官吏的反感，他们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为权奸。

盖当时皇帝年幼，一切政务无论大小必须通过张居正之手才得以实行，故弹劾张居正‘偷窥神器’想要架空皇帝。

还出现了首次学生弹劾恩师的“刘台案”对于此，张居正可谓是身心憔悴。

但他想起青年时曾写过的诗“愿以深心奉尘剎，不予自身求利益”只要改革对国家社稷有利，自己的名声受点折损又有什么呢?

嘉靖帝

很快，他便重拾信心，开启了他最为重要的新一轮改革。三、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改革完上层建筑，张居正便着手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

财政匮乏一直是困扰明王朝中期的一个重要难题，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指出，自嘉靖七年到隆庆六年，明王朝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以隆庆三年为例，当时的全国收入只有二百五十万两白银，而支出却达到了四百万两白银，亏空了一百五十万两白银。

针对此张居正开始了两手抓，两手硬的财政改革。

第一手便是惩戒贪污。

官员们将国家财政截留，化为己有，国家财富怎能上的去？

在惩治..，张居正一直是采取法家严打高压的方式，他严厉申饬吏部，“奏报贪吏毋诿纵”接连惩治了黔国公沐朝弼，礼部左侍郎魏学曾等高官，肃清了贪腐之风。

第二手便是清理逃税漏税。

在封建时代，土地兼并是时代的必然规律。

官绅地主们兼并大量土地后通过各种方式逃避税收，比如买通官吏，飞诡、影射等等手段层出不穷。

张居正查明从隆庆元年到万历七年，各省逃税漏税高达百万的银两。于是他采取先前的考成法作为武器，严饬官吏限期追讨。

为了避免这类型的事情发生，张居正开始一项前人未竟的事业，那就是清丈田地。

人头税和土地税一直是封建王朝的重要的财政支柱，而大地主通过兼并土地，瞒报土地数量一直给国家的财政带来漏洞。

光武帝刘秀都曾想要清丈田地，但地主往往有权有势，招致了他们的反对，清丈田地的计划便只有夭折。

但这时，少主年幼，张居正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并且有着考成法作为武器，于是他也开始了清丈土地的事业。

结果非常成功，清丈出的土地多了一亿八千万亩，也就是说，追回了百分之三十五的财政收入，这就是真正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一条鞭法的成效

于此同时，张居正还推出了历史上意义更为深远的赋税政策“一条鞭法”。

自从唐代以后，封建王朝一直是采用的两税法，用以交税的一直是以实物地租为主。

但是随着明朝经济的发展，实物地租便不那么方便。

一条鞭法便是将赋税和徭役都折合成银两，这样既不会出现实物的浪费，还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最早实行一条鞭法的是在江南地区，张居正发现了它的合理性后，先是在山东搞了试点后得到了很好的响应，于是将它推广到了全国。

这一政策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果。《明神宗实录》中记载到“太仓粟可支数年，囧寺基金至四百余万”比起隆庆时期的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真可谓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四、威权震主，终酿惨祸

万历皇帝年幼登基，到了万历十年，业已成年。

由于此前十年张居正一手操揽了国家大政方针，万历皇帝有名无实，所以万历皇帝迫切地想要张居正还政于己。

而李太后却执意要张居正等到万历皇帝三十岁的时候再还政于他，这便引起了万历与张居正之间的嫌隙。

而且张居正身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平时教育十分严厉，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深。

张居正宦海沉浮数十年，何曾不知万历皇帝的想法？

只是他的改革事业未成，他还不放心那三百万的江山和七千万的黔首，所以一直没有退出，就连父亲的丧事，他都是以夺情的方式没有回故乡。

终于他积劳成疾，在万历十年溘然长逝，享年仅五十八岁。

张居正死了，带着对国家的操切而逝。

在他死后，万历皇帝成功执政，积蓄了十年对张居正的不满在此刻喷涌而出。

同时，张居正生前的各种改革，损害了很多大官僚的利益，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纷纷上书要求清算张居正。

万历十二年，皇帝下诏抄没张居正的家产，他的家人有的被饿死，有的自杀，有的充军。

伴随着人亡的便是政息，张居正的考成法几年后便被当朝首辅申时行所废除。

紧接着的便是一片文恬武嬉的万历时代，张居正好不容易拉回了正轨的马车再次走向末路。

每读史于此都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以冷静的眼光来看，威权震主何尝不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当时这个幅员辽阔，文官系统庞大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有足够的气魄主持全局的人，国家机构还怎么运转？

江山社稷还怎样保护？

在国家危亡之际，张居正以起衰振颓之手段挽救了整个国家，而招致权奸的恶名，其深层原因，还是在君主专制发展程度的明王朝不允许有一个权力足以挑战皇帝的大臣。

而张居正不知急流勇退的道理吗？

海瑞曾评价他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他只是放不下他的理想，放不下七千万的百姓们，以至于他看透了生死。

这样一个“倔强”的人生在了这么一个时代，不可谓不是一个历史的悲哀。结语

多年以后，崇祯皇帝面对着外有乱世枭雄，内无治世能臣的困局时，无奈的说：“思陵之际，抚髀而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对张居正的惋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