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颠饮狂歌”到“浅斟低唱”，浅谈唐宋文人之酒与家国情怀

本期概述

“酒”是古代文人雅士的最爱之一，兴之于魏晋、盛之于唐宋。酒文化也在其时得到了空前发展，与诗词文化、茶文化并列三强。每当谈及古代文人，总有几个绕不开的话题，或是“流觞曲水”，或是“诗词歌赋”，或是“借酒消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酒。

唐以前的诗人雅士，在诗歌著作当中几乎没有不言酒的，如曹操“对酒当歌”，陶渊明“数斟已复醉”，王羲之更是“醉序兰亭”。而在极盛于唐朝的诗歌当中，无时无刻不弥漫出沁人心脾的酒香，诗仙太白更有“酒仙”之名，饮酒挥墨者不计其数，唐朝的饮酒之风，颇有颠饮狂歌的意味。

到了两宋时期，散发着浓郁酒香的词作琳琅满目，如若无酒，那么宋词也将会失去一抹魅力和光采。不同于唐朝，两宋的“饮酒之作”更加悠扬婉转，没有了大唐的豪迈与悲怆，却平添了许多忧怨与悲凉，正如诸多宋词中所描写的那样，已是“浅斟低唱”。

同样是饮酒著歌，唐朝时人们颠饮狂歌，到了宋朝却为何成了浅斟低唱？这其中有着诸多原因，但归根结底，则是唐宋文人“饮酒著歌”背后的家国情怀。

01，颠饮狂歌：是历史的沉淀与大国的崛起

酒是一个流传了千年的文化符号，从开始主用于祭祀（称“祀兹酒”），到后来相聚即开饮、孤身亦独酌，期间经过了千百年的柔和，方有唐宋之极盛。这种历史的沉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积累，但最关键则有两点：一是酿酒工艺的发展，是酒盛行的物质基础；二是饮酒心态的转变，即饮酒不局限于特定场合。

早在先秦时期，酒的用途就已经得到了伸展，而到了魏晋时期，饮酒著歌则成了一种新风尚，为魏晋风度的一种烘托。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饮酒场合的不断延展，酒渐渐步入了寻常百姓家，为唐宋之盛夯实了基础。历经魏晋的发展，到大唐建元时，饮酒的场合局限性已经被彻底打碎，但凡是皇帝赐宴、亲朋聚会皆饮酒，甚至于“独酌”亦可行。这种饮酒之风的历史沉淀，为唐宋文人与酒结缘奠定了基础。

唐代诗人，饮酒著歌者众多，其中既有着魏晋时期饮酒著歌的灵感，也有对当下情感表露的追求，造成的直接结果，则是唐代诗人“无酒不欢”。也正因为如此，“以酒为号”成了唐代文人雅士的共同追求，以酒自号或者赠号他人者遍布文坛。

典型如下：

初唐王绩，自号斗酒学士；

盛唐元结，自号酒民；

中唐白居易，自号醉饮先生、醉司马等；

晚唐皮日休，自号醉士。

这种饮酒之风下，放浪形骸、颠饮狂歌成为了一种风靡一时的大唐景象，豪迈不羁与无限疏狂，在唐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仙李白，是“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饮，诗圣杜甫，是“酒债寻常行处有”的洒脱。

不仅是民间文人，就连高官厚禄的文学大家，也是无限豪迈与洒脱，最典型的莫过于大唐宰相权德舆，他是“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无限豪迈。

纵览唐代诗人，他们嗜酒如命，无酒不欢。同样他们在饮酒著歌的过程中，以豪迈与洒脱为情感基调，以孤寂和悲凉为偶尔填充，他们最生动的写照，便是“疏狂图一醉”，“此生能几回”。

不难看出，享受生活时时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时事沧桑有创伤，依然有着我行我素、疏狂悲愤的精神境界。这与两宋文人的哀愁境界，俨然是阴阳两极，文学创作来源于精神境界和灵感，而这种境界与灵感则是实打实来源于社会生活。

唐代诗人的豪迈疏狂，正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感悟与国情对精神的滋润，而对于大唐的国情与社会现状，笔者称之为“大国崛起”。

公元639年，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正月。长安城内，太极宫中，唐太宗李世民端坐龙椅，接受跪拜。宫内服色各异、样貌不一的一批异域人士，正在向大唐皇帝、天可汗李世民朝拜。这些人便是各国国君、使节，而这一幕，史称“万国来朝”，而当时高昌国王未曾前来，大唐讨伐高昌国的旨意，随即下发。《旧唐书》记载：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籓臣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

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大唐王朝是何等的豪迈，且贞观之治国富民强，万国来朝盛世高歌，这些都是大唐景象，是真真切切的大国崛起，这种现状，正是滋润唐代诗人饮酒著歌的关键。

“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这种盛世场景下，诗人们若不颠饮狂歌，又岂能浅斟低唱？而颠饮狂歌的背后，就是真真切切的盛世强国，家国情怀也可见一斑。02，浅斟低唱：是破碎的山河与残败的家国

辽、宋、夏、金、元，这是两宋时期的各方政权，在某种意义上也算一种次序，很明显宋朝并非一家独大，而两宋更是长期处在辽、金、元三国的威慑之下，还有一个时不时出河套捣乱的西夏。宋太宗北伐失败，燕云十六州彻底和宋朝版图道别，奠定了两宋的国情基调。

割地赔款成为了常态，无论是辽还是金，只要能求得安稳，宋廷都能豁得出去。即便是皇帝亲自前去求和甚至被扣，都“在所不惜”。

山河破碎是必然，因为好不容易打赢了，宋廷仍然想着求和，檀渊之盟就是典例。而伴随着山河破碎、庙堂倾覆的，便是民间百姓的身世浮沉。大唐王朝是万国来朝的豪迈，后继的大宋居然是个濒危王朝，这种现状但凡是个有学识的就受不了。一方面是濒危的王朝现状，另一方面是颓败羸弱的朝廷，在外敌的施压下，这就奠定了整个社会的悲情色彩。

但同时，两宋时期还有另外一番景象。

宋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酿酒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工序进步、流程优化，酒类繁多、用途宽广。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黄酒生产可谓是异军突起，且成为了中国古代酿酒史上的鼎盛时期。此外，酒的用途之宽泛也前所未有，上至庙堂盛会，下至亲友相逢，无不饮酒，且饮酒人群囊括了帝王将相、臣工官吏、游人士子、农夫走卒、囚徒妓姬等众多群体，形成了社会上上下下无人不饮酒、无时不饮酒的新风尚。

加之，宋代形成了开放型市场，由于市坊制度的瓦解，勾栏瓦舍遍布，酒肆楼阁长青，社会生活津津有味。社会现状熏陶人的精神境界，影响人的社会体悟，进而影响文人的艺术创作和价值取舍。

一方面是山河破碎的压抑，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安逸，何去何从只在一念之间。

在这种社会现状下，酒更加成为了文人墨客的挚爱。一方面是酒与文人的命运交融，另一方面则是酒的特有属性。

酒能让人超越功利，就当时而言，饮酒能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超脱，让他们澄明心胸，不失为一种浪漫。饮酒而醉，醉之后便能以一种自然之心投入艺术创作，这种创作会抛却杂念进而做到“法无定法”，是一种最高境界。

这也正是自古以来的文学名家，都喜欢饮酒著歌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统计数据，来进一步了解当时文人对酒的眷恋，进而窥探他们饮酒背后的情怀。

李白诗集当中，出现“酒”字的有一百五十余处，此外与酒相关的，如“醉”、“酣”、“酌”、“杯”、“樽”、“玉壶”等等字词，共有二百余处。而杜甫诗集中，总计有三百八十余处。

但他们都不算多，因为中国古代写“酒”写得最多的人，是苏轼。苏轼自贬官时起，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都离不开酒，只徐州一地“酒作”达35篇，其余可想而知。此外李清照，欧阳修等等，皆是饮酒大家。

显然，两宋时期的文人，对酒的依赖与眷恋之情，丝毫不亚于唐代诗人。但浅斟低唱，则是宋代文人与唐代诗人的本质区别。浅斟低唱，是一种安逸恬静的饮酒方式，其背后流露出的既是沉闷与压抑，又是安逸与恬淡，我们从宋代词人的笔下，便可窥视一二：妆点兰房景致，金铺掩、帘幕低垂。红炉畔，浅斟低唱，天色正相宜。

这是宋代词人蔡伸所作《满庭芳》中的描写，是对浅斟低唱之意境的具体描绘，而至于为什么宋代词人会选择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中那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尝低唱”便是最好的解答。

如果没有山河破碎的压抑感，如果没有家国残败的失落感，那么空前发展的酿酒业所支撑起来的，绝对不会是“浅斟低唱”式的悲伤，而是“把酒问青天”式的豪放。结语

“颠饮狂歌”是一种盛世造就的境界，“浅斟低唱”是一种时局所致的心态，二者都是文人骚客寄托在酒中的一种家国情怀。

离开了酒，文人的创作就缺了一种精神，对唐代“颠饮狂歌者”来讲，还缺了一种潇洒和狂放，对宋代“浅斟低唱者”来讲，则缺了一种坦然、一种胸怀。

大唐盛世并非永固，安史之乱便打乱了整个王朝昔日“万国来朝”的风采，皇帝外逃、庙堂倾覆，这方面似乎与宋代有很多相似点，那么唐代诗人有“浅斟低唱”，流露出压抑和悲凉吗？当然没有，即便是有，也是悲愤、悲怆、悲壮，因为大唐王朝有过无与伦比的荣光。而两宋王朝则不然，黄袍加身夺位，烛影斧声传位，北伐失利赔款求和，不见半点辉煌，即便是文人骚客有意引吭高歌，也没有底气，更何况国家残败的现状还摆在眼前。

自古以来，文人骚客最难以抛却的，便是家国情怀，但又不局限在其中，他们因时而异做不同取舍、有不同选择，家国情怀也长期驻足于作品当中。无论是颠饮狂歌，还是浅斟低唱，都遮盖不了家国情怀的流露。可以说从“颠饮狂歌”到“浅斟低唱”，变了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