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文官制度是如何变化的?"文吏"是如何界定的?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奴隶社会的上古三代。东汉以前文官制度的演变

三代时期,政治制度是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国家各级官员主要按照与君主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政治等级高低、官职大小。国君到各级官吏都是世袭制,不存在任免和考课的问题;他们都有封邑,也不存在俸禄问题,这种制度称为世卿世禄制。三代就是由这些世卿世禄的官吏及其以下的僚属组成了庞大的统治机构。

东汉时期的文官制度是如何变化的?"文吏"是如何界定的?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逐渐摆脱周王室的束缚,开始变革官制,以适应对外争霸和对内发展的需要,他们基本上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官制。但在春秋中期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往往由实行世卿世禄的高级官吏一人兼任,如商代的尹、西周时代的三公或师保、鲁国司徒、郑国的当国和为政等。这些人平时为最高政务官,战时则为最高军事长官,文武兼于身。

战国时期为了应付日益频繁而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诸侯国都需要一套完善的国家机构,来有效地动员国内的人力、物力进行战争。另外,各国为了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扫除奴隶制贵族阶级的残余势力,纷纷建立了以国王为首,以丞相、将军别为文武百官之首的封建官僚制度,如魏文侯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以乐羊、公叔痤、翟角为将;齐魏王曾以邹忌、田婴为相,而以田忌、申缚、章子为将。文武分职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文武分职,不但可以将原来兼文武于一身的大臣从繁杂的事物中解放出来,将文官职位与武官职位分开,还有利于发挥具有不同才能官员的特长,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官员的选拔。如《六韬举贤》云: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韩非子显学》中说: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另方面,通过文武分途将原来文武兼于一身的大臣的权力进行分拆,不仅可以削弱大臣的权力,还可以通过文官与武官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监督,以加强君主对大臣的控制,增强集权,如《尉综子原官篇》中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文武分职的出现为我国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通过文武分职,将文官体系和武官体系分开,在官僚机构上为以后文官制度结构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是通过文武官员的相互监督,为以后文官制度中监察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三是通过文武分职有利于选拔不同才能的人为文官或武官,对以后文官制度中,察举制等官员选拔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四是通过文武分职,文官武官各司其职,为以后文官制度中考核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同时,战国时期随着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世卿制被逐渐抛弃,以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的封建官僚制度开始建立起来。这样国王可以任意的任免各级官吏,作为官吏行使权力的玺印和考核官吏政绩的上计,以及酬劳官吏的俸禄等各项制度应运而生。可以说,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已有雏型。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初步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框架。杜佑在《通典》中评价说:

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异。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武于相。汉初因循不革,随时宜也。

"不师古"是秦始皇创立的这套官僚体系的特色。

首先,创立了以君主独裁为核心的皇帝制度。皇帝总揽全国政治、军事等大权,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其次,中央设置三公诸卿制。将战国时期相的权力进行拆分,设立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形成三公相互分权,相互牵制的权力结构,以便皇帝操纵大权。三公之下设诸卿,分别负责具体事务。三公诸卿的官僚机构,是一套严密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行政体系。与世卿制不同,这一制度下的官员,都是由皇帝任命,必须服从皇帝的差遣,且概不世袭。

最后,地方机构上,以郡县制彻底代替春期战国时期的分封制,建立起了统一的由皇帝直接控制的郡、县两级地方政权。这样秦始皇通过官僚机构的设置,将全国的军政大权独揽一身。

自秦始皇以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管各朝各代的官僚制度如何变化,如汉武帝时的中外朝制度,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等,都是以秦始皇所创立的这一套制度为基础的,并在这一套制度基础上的改造发展。因此,秦始皇所建立的这套官僚体系,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官制度初具框架。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基本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在中央设置三公诸卿,但在地方行政上,汉高祖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还在汉初分封诸侯王,形成了郡国并存的形式。但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实行的分封制度,却成为了破坏中央集权的重要因素,文帝时开始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以及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西汉到武帝时期,经过七十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国家空前繁荣,汉武帝在继承西汉初年官僚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

东汉时期的文官制度是如何变化的?"文吏"是如何界定的?

在中枢机构方面,汉武帝采取了提高皇权,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使九卿绕过丞相直接向皇帝奏事。同时提拔一些中下级官员作为自己的助手,出谋划策,成为决策机关,被称为中朝,而以丞相为首的相关官员,逐渐成为执行政务的机关,被称为外朝,这样分割和限制了丞相的权力,加强了皇权。在对官员的监督方面,武帝时开始设置剌史以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这个被称作百代不易之良法的监察制度,为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官员的选拔方面,汉武帝开始采用博士子弟考试授官的方式选拔官员。

由于地主阶级的统治已得到巩固,武帝时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适应地主阶级发展的需要,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重新抬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以强调大一统,宣扬天人合一和三纲五常等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与此相适应,汉武帝在元朔五年,采取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甲等可以为郎官。汉武帝开始通过考试选拔博士子弟为官,从而使公卿、大夫、士吏都为儒家文学之士,五经便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汉武帝采用考试选拔博士子弟为官的制度,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初步形成。一是汉武帝开创了考试选拔官员的先河。汉武帝以前,秦汉官员选拔主要采取察举征召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存在有人故意请托,选举不实等弊端。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按照成绩授官,可以选拔出真正有学识的人才,而且还可以避免察举等选官制度中存在的弊端,这对提高行政效率,廉洁吏治,提高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选拔官员的考试内容仅限于儒家伦理经典。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出来具有儒家思想的官员,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还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我意识,对维护封建统治,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以上原因,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重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无论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是在汉武帝开创的考试选拔官员上继续发展起来的。因此,汉武帝开创的考试选拔官员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初步形成。自武帝以后,西汉历代统治者,不断扩大考试选拔官员的名额,西汉政府也逐渐向文官政府转变。东汉建立后,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剥夺功臣官职,大量任用文吏,其目的也是巩固发展文官制度,以使东汉政权较快实现由功臣执政到文官执政的转变。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

一、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衰落,诸侯割据,长期的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社会普遍希望统一。处在这一时期的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①的统治思想。其后,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②的思想。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在为《春秋》作传时,提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最早的文字记载。西汉武帝时,为适应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董仲舒综合阐发以往的大一统理论,提出春秋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④认为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同时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强调君权天赋,君主作为天子,可行使天的意志,这样权力被高度集中在君主手中,大一统中的一也就意味着国家统一于天子手中。此后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就成了学习儒家经典而从仕的人的最高原则和目标。

二、有利于稳固统治

汉武帝时,董仲舒除了宣扬君权神授外,还大力宣扬三纲,以维护封建统治关系。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昔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也是天意的安排。于是政权、族权、夫权在西汉形成了。这样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就开始以三纲来维护统治。到东汉时,《白虎通义》将三纲解说得更为详细,其《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尽,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疆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疆理上下,齐人道也。从三纲六纪中,不难看出封建统治者布下了一张周密的罗网,紧紧束缚着广大人民,来加强统治。

可见,那些接受过儒家思想熏陶而被选拔出来的封建官员,作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主体,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正是因这种思想上的熏陶,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维护封建君主的最高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俯首甘做君主的奴才,这对加强君主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

三、有利于封建管理

在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下,官职的设置、文官的选拔任用等都由君主说了算,这样就使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这一制度,也是历代君主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精心设计的。

东汉时期的文官制度是如何变化的?"文吏"是如何界定的?

1、便于君主控制官员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是为君主的高度集权而设计的,是与金字塔式行政体系相适应的,即体现出像中央、州、郡、县等行政区域等差关系,也体现像国家垂直管理中各个部门间的层次与从属关系的辖属等差关系。这样就使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主体—文官们,从中央的三公诸卿到地方的里亭长无不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等级严密的文官制度中,上与下各自统属,内与外相互节制,名分与职责严明,权力与义务相称,既不可逾越,也不可专擅。这种金字塔式的文官等级制度,使下级官员只服从上级官员,整个文官群体只服从于皇帝个人,使君主的权力高度集中,也使君主对官员操纵控制自如。君主掌握着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任意侮辱、处罚官员。例如,《后汉书,冯勤传》记载: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讥议,帝常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宴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汉明帝)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如尚书郎药崧因事得罪,即以杖撞之,崧至床下仍追

之不舍。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不仅官员对君主存在着深深的依附关系,而且君臣之间,官员上级与下级之间还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严密的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大大加强了君主集权。中国古代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官员的义务就是绝对的服从皇帝的意志,整个国家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在这种制度下,君主对文官可以说是操控自如,十分便于控制的。

2、便于君主治理国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始皇),上至以衡石量书,曰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①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这样大一个国家的众多事务,如果让中国古代的君主事无巨细亲自去决策处理,是不可能做到的。针对君主如何做好管理,处理好众多的事务,韩非子曾提出:善张网者引其纲,……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②韩非子认为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不必事必躬亲地处理每一件事情,君主只要做好对大臣官吏的管理,再由各级官吏实行对下属臣民的管理就可以了,这就可以形成了一个君一吏一民的管理系统,就可以处理好各种事务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经过历代君主的精心设计,制度完备,规范严密,君主通过制定法规,对官员进行组织管理,自秦汉制订文官律开始,以后历代不断完善。在这种制度中,官员被选任后,各级官员从隶属关系上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层级节制体系,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统治系统,各级官员对皇帝和上级官员绝对服从,这样君主就不必要事必躬亲地处理每一件事情,也不必直接对民直接进行管理,只需管理好身边的大臣,然后通过一级级的隶属关系,对官员逐级落实责任,逐级督察执行,逐渐进行考核,然后通过考核结果决定各级官员的升降留任,就可以处理好各种事务和管理好天下了。可见中国古代为君主集权而设计的这种金字塔式结构体系的文官制度,在功能上,对君主权力的运行,即君主决策的执行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中国古代君主呕心沥血,精心设计的文官制度,是为了维护古代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为了方便君主操纵政权,管理国家而采取的有效措施。虽然,这一制度在本质上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和封建性,也带有明显的封建权术的性质。但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灿烂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制度完备,规范严密,对维护封建中央专制主义的统治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文吏”的界定

"文吏"本义"文章法律之吏",又称"文法吏",或贬称"俗吏"、"刀笔吏"。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吏是指春秋战国以来,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因行政管理的需要,按照法家理论设计和培养出来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只是执行各种法律法令的工具。如《管子明法》云:奉主法,治境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①《韩非子五蠹》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②战国时荀子入秦看到的秦吏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不比周,不朋党。可见,文吏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属于工具而已。

作为文章法律之吏,文吏熟悉各种法律条令、薄书故事,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繁杂的公文、公务,这对提高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非常有意义。如王充在《论衡程材》中说:文吏理事,必问法家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再如《汉书路温舒传》记载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稍习善,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吏,县中疑事皆问焉。路温舒由于精通律令,别人遇到棘手不能处理的事情都不得不求助于他。吏道以法令为师。文吏所奉行的准则是坚决拥护君主的统治,严格按照法令办事,不崇拜其他任何权威。如《汉书杜周传》载:周少言重迟,而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又载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文吏能够完全忠实执行封建君主的旨意,善于处理各种事务,这对古代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管理,维护封建中央专制主义的统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虽然任用文吏具有以上统治作用,但弊端也十分突出,文吏以吏为师,刻薄寡恩,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秦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典型的文吏政治,然而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文吏的严厉苛刻,刻薄寡恩,使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导致秦朝灭亡。由于任用文吏对维护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但鉴于秦时纯粹任用文吏而迅速灭亡的教训。因此,西汉初年,西汉统治者开始调整官吏选拔制度,吸收儒生参政,来淡化纯粹任用文吏的弊端,采取文吏、儒生并用的方针。

儒生是指因通经而入仕的儒学化官员。儒生在西汉时得以参政是有原因的:第一、儒生的参政是与西汉时期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西汉时经叔孙通、贾谊、陆贾,特别是董仲舒的改造后,儒学改变了先秦累世不能禅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以及法古而非今的弊端,变得既重古又重今,既重理论又重实践,如韩婴推崇的大儒是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检应变相当,与时迁徙,与时偃仰气同时,儒家理论所强调的等级、贵贱、礼仪等内容对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儒生以儒家思想为治世理念,在政治上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仅只是治狱听讼、收税征赋等事务,而且还有导民、广教化、移风易俗等。第三、与非人格化的文吏不同,儒生重视自身的人格独立,不仅把自身视为统治者的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视自身为社会利益和传统道德的代表。所以,儒生不像文吏一样,奉行绝对权威和唯法至上。再如西汉谷永敢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认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尽管有上述优点,但儒生任吏也是有其弊端的。如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等。

从上可见,文吏和儒生对维护封建统治都有重要作用,但二者也皆有弊端。对此,王充在《论衡程材》论述道:

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恻,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荣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③

综上所述,尽管文吏为政酷烈,但离开优于理事的文吏,无法使封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国家各项政策法令得到有效地执行,无法保证封建政权的正常运转。尽管儒生为政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但儒生的以德教化等也同样是封建统治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道即用文吏实现,王道即由儒生完成。但对统治者来说,具有兼容文吏和儒生特点的治世人才,对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则最为有用。

王粲在《儒吏论》中曾说:

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同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弃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吏服雅驯,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

西汉时,伴随着儒生和文吏的并用,逐渐出现了吏服雅驯,儒通文法的趋势,即儒生由习吏职向文吏转化,文吏由习经术向儒生转化。在儒生由习吏职向文吏转化方面,西汉公孙弘就是儒生向文吏转化的先驱,《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②此后儒生兼通文法逐渐增多,如《汉书孔光传》记载:(光)以高第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③董仲舒则以《春秋》决狱,将儒学与现实理政充分结合。在文吏向儒生转化方面,如《汉书丙吉传》记载:(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汉书于定国传》记载:(国)少学法于父……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⑤《汉书薛宣传》记载:(宣)其法律任廷尉有余,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等等。可见,西汉时期在采用文吏、儒生兼用方针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吏与儒生结合的状况。

东汉时期的文官制度是如何变化的?"文吏"是如何界定的?

东汉建立后,刘秀继续采用文吏与儒生并用的方针,并且更重用兼通儒法的人。从范晔《后汉书》中就能看出,在《后汉书》中,有《酷吏传》、《儒林传》、《循吏传》。《酷吏传》中记载的都是以文吏为政的人,《儒林传》中记载的都是以儒生为政的人,而《循吏传》中记载的大都是兼通儒法的人。

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方略,在剥夺广大军功人员的官职后,所引进的文吏就是指文吏、儒生、儒法兼通的这三种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德教化方面多任用儒生,在政治法律方面多任用文吏,在国家和地方郡国治理上则大量任用儒法兼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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