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瘟疫爆发的缘由 Joel Christensen

公元前5世纪，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泰兰诺斯》的开篇，就以主人公努力查明一场瘟疫袭击他的城市底比斯的原因为主题。

作为一个写早期希腊诗歌的人，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为什么它的表演对古代生活如此重要。一个答案是，史诗和悲剧帮助古代的故事讲述者和观众试图理解人类的苦难。

从这个角度来看，瘟疫在古代神话中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领导者的智慧。例如，在《伊利亚特》的开头，先知卡尔查斯——他知道这场为期九天的瘟疫的起因——被称赞为“知道现在是什么，将来会是什么，以前发生过什么”的人。

这种语言预示着对荷马传奇国王阿伽门农的主要批评:他不知道“之前和之后”。

这些史诗提醒他们的听众，领导者需要能够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规划未来。他们需要了解因果关系。什么引起了瘟疫?这是可以避免的吗?人的鲁莽

神话帮助他们的听众理解事物的起因。正如马克·特纳等叙事学理论家和查尔斯·费尼霍夫等记忆方面的专家所强调的那样，人们在童年时期就从故事和因果概念中学会了如何表现。之前、现在和之后的线性序列传达了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人类，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

鼠疫的故事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命运将人类组织推到了极限。正如宙斯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所观察到的那样，人类的领袖对于因果关系几乎总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翻译的那样，他说:“人类总是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诸神/但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超出了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自己的鲁莽。”

人类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瘟疫:诗人赫西奥德写道，希腊最伟大的神宙斯通过让糟糕的领导人承受军事失败和流行病的负担，来表达对他们的不满。人类失败的后果是古代对有或没有瘟疫的领导人的批判中反复出现的:例如，《伊利亚特》描述的统治者“因鲁莽而毁灭人民”。《奥德赛》将其描述为“坏牧羊人毁了他们的羊群”。毁灭性的疾病

瘟疫在古代很常见，但并不是所有的瘟疫都被归咎于领导者。就像其他自然灾害一样，它们经常被归咎于神。

历史学家，像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和公元前1世纪的李维还经常叙述流行病袭击了沼泽或卫生条件差的城市的军队和人民。哲学家和医生也在寻找理性的方法——将其归咎于气候或污染。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讲述了公元前430年，一场据称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的瘟疫如何袭击雅典。他生动地描述了病人突然发高烧、呼吸短促和大量排泻的病状。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忍受了发烧的痛苦，以至于他们可能都不记得经历了什么。

雅典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场瘟疫的挑战。修昔底德描述了任何人类的反应都是徒劳无益的:求助于神和医生的工作——他们成群结队地死去——同样是徒劳无益的。这种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被集中在城墙内，等待斯巴达军队的撤退。

尽管鼠疫的性质很可怕，但修昔底德坚持认为最可怕的是人们因恐惧而产生的绝望和“人类像羊一样死去的恐惧”。

在一个毫无准备和过度拥挤的城市中，病人死于无人照管、缺乏适当的住所和因不适当的埋葬而传播疾病，接着是抢劫和无法无天。

雅典被建立起来作为抵御敌人的堡垒，却给自己带来了毁灭。理解人类的缺陷

瘟疫的记录中没有死亡群众的名字。荷马、索福克勒斯和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群众死了。但是古代故事中的瘟疫通常是故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一场瘟疫并没有阻止特洛伊战争，没有阻止俄狄浦斯的儿子们发动内战，也没有给雅典人足够的理由去讲和。

在鼠疫肆虐多年之后，雅典仍然饱受内斗、败坏的政治和自私领导人的折磨。世俗政治导致了公元前415年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但雅典人却活了下来。

十年后，雅典人又一次分裂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并最终在公元前406年的一次海军胜利后起诉了他们自己的将军。在公元前404年在一次围攻之后，斯巴达打败了雅典。但是，正如我们从希腊神话中所了解到的那样，真正打败自己的还是雅典的领导人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