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流氓和名士——西汉王朝的三张面孔

1流氓皇帝

刘邦当皇帝后不久，废掉了秦的一些宫廷礼仪与法律，与群臣共饮，结果：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史记·叔孙通列传》

刘邦看着好哥们一个个酗酒吹牛皮，嗨到拔剑砍柱子，再看看身上的皇帝冕服，心里第一次觉得有点不对劲。

年轻的时候，刘邦是不会想到有今天的烦恼的。

汉高祖刘邦

那个时候的他“好酒及色”，天天在沛县乡间游手好闲，调戏调戏人家小寡妇，与一群狐朋狗友喝酒吹牛不亦乐乎，用现在话说有点流氓习气。明明不正经工作，看到始皇帝的豪华排场却吹牛皮要做像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老爹被他啃老啃得苦不堪言，只能骂骂他出出气。

好在社会青年最终混入体制，成为了乡长兼派出所所长。作为地方执法行政人员，没事做就戏耍戏耍手下办事员，有事做就与地方上的豪侠势力搞警匪鱼水情，不改流氓本色。

然而，流氓常有而能做皇帝的流氓不常有，刘邦是独一无二的那位。东汉班固说咱这位高皇帝不读书不看报，但性格敞亮，有脑子有胸襟，会走群众路线，与底层门卫士兵都能称兄道弟，打成一片。以现在的眼光看，刘邦也算是个在黑白两道吃得开、对基层百姓也仗义的乡长。

再到后来，就是“天下苦秦久矣”，鸿门宴与四年楚汉战争。

鸿门宴

（项羽）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

——《史记·项羽本纪》

楚汉战争中，在刘邦直接指挥下大概就赢了最后垓下一战，其他大都惨败，一大家子被项羽抓了个遍。项羽曾把刘邦父亲往锅里一放，威吓他不投降就把你爸煮了。刘邦无赖劲上来了，嘴巴上不输项羽：“我与你共同受命于怀王，说好约为兄弟，如此我爸就是你爸，你把你爸煮了，记得分兄弟我一杯羹。”这段描写很有画面感，司马迁敢于这么写开国之君也颇有胆色。刘邦就是有着那种油腔滑调的市井流氓味道，这样的人怎么会得天下呢？

楚汉之争

不要说旁人，刘邦得了天下后，自己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你说我一个沛县混混，怎么就进入中央当了这个皇帝呢？他很清楚自己不是打仗的料，项羽绝对是猛男一个怎么就输了呢？

手下高起、王陵对了个先抑后扬：“陛下为人傲慢又怠慢别人，这方面项羽就好多了。但是陛下你有一点好，有功必赏，抢来的地盘财货都和手下人分，这是符合天下人的利益的。项羽则不愿意分享战国与地盘，所以他得不到天下。”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

——《史记·汉高祖本纪》

过去人们分析刘邦得天下，往往说他能知人善用，尽得民心之类的。高起、王陵的这段话关键则落在“与天下同利也”几个字上。

刘邦懂人心，懂欲望。

天下英杰，大多能力越强，欲望越强，市井出身的刘邦太了解这些人了。刘邦与手下将领如韩信、彭越等人的关系，早先不像是君臣，倒像是江湖规矩的映射。弟兄们跟着我刘某人，我吃肉也不会忘了给你喝汤，就如同一个好的山大王与山贼手下公平分配战利品一样。这或许不是刘邦刻意为之，只是他身上草根意识的一种体现。换言之，他这么做不一定出于真心，但觉得夺天下得遵守江湖规矩。

那么，问题来了，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又是哪些人呢？

2无赖群臣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萧何沛主吏椽，曹参狱椽。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要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

——《廿二史札记》

赵翼讲得很清楚了，除了张良贵胄出身，其他和刘邦一样，“布衣将相之局”。萧何、曹参是小吏，陈平等人是底层落魄文人，樊哙是杀狗的，周勃是丧事吹箫手，灌婴是鞋贩，娄敬是拉车苦力。这些人还勉强算良民，像彭越、英布这些后来割据一方的大将则是罪犯出身。这些人最初的格局也并不大，萧何和曹参等人推举刘邦为沛县义军统帅，心里的小九九是不想做谋反的首犯，根本没预期最后的成功。

赵翼还称这些人为“亡命无赖之徒”。

当时语境下，“亡命无赖”一词古今异义。商鞅变法后，将国家人口编户成册，用以征税征兵。这一做法相较于过去极大地加强了国家机器对社会与民众的压榨功能，秦由此在七国中一枝独秀。但是社会中总有些人想法子从户籍制度中脱离出来，这些人不见官，不纳税，不服役，遂被称为“亡命无赖之徒”。

这些帝国体制内的边缘人成长于国家机器日渐完备的秦始皇时代。英布犯罪而黥面，彭越劫掠而为匪，本身就是高压专政的对象，身心备受压抑。所以秦末天下大乱对他们来说不是灾难，而是久盼的解脱。这些亡命无赖之徒在王纲解纽的无序社会里尽情释放着才华与欲望，寻找着为他们积极分配利益的带头大哥，直到汉王刘邦的出现。

得天下后，这群亡命无赖之徒所构成的官僚体制对于重建帝国秩序似乎也是兴趣寥寥。“老子本来就讨厌‘暴秦’那套东西，现在革命胜利了，让我也去搞一套，开什么玩笑，不存在的。”具体表现在行政上就是粗放式管理，构成了后来史书所美言的“简政宽民”。

明明很多事情就是不想管好吗？

不要说整个上层官僚，就连刘邦一开始对于重建大一统帝国体制也没兴趣，所以很早在关中就搞了个约法三章；登基后发现三章实在糊弄不过去，秦法名声太差不能直接再用，急命萧何编了个《九章律》来应付一下。

再往后，帝国老板刘邦想管了，却又发现有心无力。以函谷关为界，朝廷很难管到帝国东部的领土。为何呢？

刘邦按江湖规矩分给异姓诸侯王了啊！

刘邦分封的异姓诸侯王表

西汉初期异姓王割据图

刘邦醒过味来，眯起眼睛看着下面这些砍着柱子唱着歌的兄弟们，仿佛回到了沛县岁月。

但早就不是沛县江湖弟兄，而是汉室君臣了不是吗？

既然是君臣，我给你的，我也可以拿回来；我不给你，你不能强要。

刘邦动手了。

春天，淮阴侯韩信伏诛。

夏天，梁王彭越被剁成了肉糜。

公元前196年秋，统一天下第8年，刘邦亲自带兵平了淮南王英布，受了箭伤，率军返还。在家乡沛县父老乡亲面前，刘邦作《大风歌》，既有得胜归来扫平天下的豪情万丈，也有危机四伏不敢懈怠的警醒。

或许只有在父老乡梓面前，刘邦才会真情流露吧。

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

在长安，刘邦箭伤复发，吕后请来名医，名医查看后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刘邦却放弃了治疗，说了这番话“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老子本来就是草根出身，老天爷让我坐上了龙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随它去。

公元前195年春寒料峭之时，刘邦在长安长乐宫停止了呼吸。这时候，当年追随他的这些亡命无赖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区区几人而已。

3名士风骨

刘邦活着的时候，已经对汉初精神与政治双重危机有认识，有想法了。在他去世前，异姓诸侯基本剪除干净，看似解决了政治问题。

那么精神上呢？

在未央宫柱子差点被砍断后不久，刘邦找了个人来给这帮老干部整顿整顿精神作风。

这个人是个老儒生，叫叔孙通。

叔孙通

这是汉王朝统治者第一次来找儒家老中医开方子，以解决汉帝国庞大身躯里的精神与现实问题。

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叔孙通让群臣很快就知道了规矩与礼法，刘邦也感受到了不同于过去山大王的那种帝王威严。粗鲁的汉家天子第一次发现：

“哎呦，这群书呆子挺有办法的。”

如果说刘邦所追求的改变仅仅是精神面貌上的，那么他的重孙汉武帝刘彻则是要用儒家彻底改造帝国的精神内核。文景时代虽然是治世，但社会奢靡斗富之风也日渐高涨，土地兼并下的豪强也逐渐产生，精神上的空虚感也未真正充实。

对此，武帝本人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启发自另一位儒家名士董仲舒。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董仲舒《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董仲舒将春秋分为三个阶段，即衰落—升平—太平，由此给汉武帝一代人启发了历史的认识观念，审视了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定位。在汉武帝看来，这套三世理论完全可以套用到帝国早期史当中。吕氏乱政是衰落世，文景之治是升平世，而自己注定是要有大作为的太平世。

汉武帝既有“受命于天”的权力，那么也有建构理想化帝国的强烈精神源动力。

当然，光有理想是远远不够的，现实的压力无时不在。汉武帝的时代，地方豪强势力蠢蠢欲动，隐约中形成新的威胁。对于刺头的，武帝用酷吏这一大棒打压；对于听话的，武帝用官职这一胡萝卜招安，目的是想将这些基层土豪改造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愿意为汉帝国建设添砖加瓦的新社会精英。

而改造方法则是读书。

具体就是读儒家的书。

就这样，土豪们消失了，名士们出现了。

萧望之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萧望之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

——《汉书·萧望之传》

萧望之第一次来到长安时，是个豪强子弟，祖上辛勤务农，家境殷实，成了土豪。到了萧望之这代，家里人送他去读书，史料告诉我们他是好学生。

霍光辅政时被推举做官，开始了磕磕绊绊的仕途生涯。

萧望之出仕的时候，汉武帝时代刚刚结束，但武帝力图改变社会风气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武帝通过察举与征辟等制度方式将萧望之等地方豪强地主吸纳进中央官僚体系中，体现了汉武帝构建帝国体制中的一种新思维。尽管最初的求学者动机是求官求富贵，但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其实也在转化心性。武帝的这种方式吸纳地方基层社会精英为帝国所用，使帝国摆脱汉初空虚的精神状态，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批如萧望之一样博学又颇有风骨的名士们。

萧望之来长安，是因人推荐被征辟为大将军霍光的属吏。结果霍光要求他脱衣安检，被他拒绝了。第一次见面就得罪了顶头上司，三年时间只做到了守门官。与他同年的人嘲笑他得不到荣华富贵，他也不生气，只说人各有志罢了。

仅仅几十年的功夫，社会上就出现了一批不求富贵但求心性的读书人，这和汉初那批极度渴望内心解放与欲望满足的开国之臣形成鲜明对比。

而这批人将会在未来成为帝国的统治精英。

（孝元皇帝）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书·元帝本纪》

这种由儒家学习转而改变精神状态的例子不仅发生在萧望之这样的豪强地主身上，同样也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最高统治者。萧望之后来被汉宣帝任命去教育太子刘奭读书，培养出了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第一位真诚相信儒家的皇帝汉元帝。刘奭对儒家思想相当程度的信服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汉宣帝以刑名之法诛杀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人，太子对他老爸讲：“陛下执法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勃然作色，一句话呛回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让汉宣帝真正生气的不是太子直言，而是太子不懂得儒家对帝王来说是统治术，是宣传，是工具；而不是信仰与实践。汉宣帝还进一步感慨：“乱我家者，太子也。”

但不管怎么说，笃信儒家学说的汉元帝的出现，标志着儒家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汉初社会的政治与精神转型也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