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留在北方的士族是如何生存发展的？

西晋末年，由于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战乱使得最后胜出的东海王司马越也难以有效控制政局，北方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争夺天下，酿成了“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许多北方士族连同百万流民随之南下。由于路途遥远或是安土重迁等因素，更多的北方士族选择留守故土。与大家印象中..在“五胡乱华”中的悲惨遭遇不同，由于留守北方的士族往往家族势力强大，根深蒂固，面对胡人政权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拉拢，这些士族高门一边组织宗族据守坞堡抵抗胡人军事进攻，另一边借助自身的政治威望参与胡人政权的政治事务，最终融入了北朝政权的政治架构，在胡人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上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得以保存发展以来，待到南北朝末期，当南朝士族相继湮没之际，以“五姓七宗”为代表的北方士族高门依旧成为隋唐政权的中坚力量。“永嘉之乱”之后，北方士族的艰难抉择

西晋末年，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最后的赢家，但是他自身势力不足，不过是刚好摘到了最后的桃子，此时的石勒等胡人势力不断侵袭，司马越在朝中失去人心，在自请讨伐石勒的过程中，忧郁而亡，其所率领的西晋最后的主力部队十万余人遭到石勒攻击，随行的诸王公大臣全数覆灭，西晋在中原的统治已然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西晋宗室司马睿渡江南下，在琅琊王氏王导等人的拥戴下建立东晋，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大批北方士族南下投奔东晋朝廷，但是，北方士族并没有全部南下。南渡江左的中原士族大多出自东海王司马越一系，过江侨姓以琅琊王氏为首，宗族势力最为鼎盛，实力尤胜于琅琊王司马睿，所以此后显赫于东晋南朝。而与琅琊王氏一起南渡者多是徐州、兖州士族。

由于路途遥远和安土重迁等因素影响，许多北方士族选择留在故土，其中以河北士族为主。留在北方的士族大致以北魏孝文帝钦定的四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等望族为代表，此外还包括河东裴氏、渤海石氏等。这些士族宗族势力十分强大，再加上附众数量庞大，是无论哪一个胡人政权都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方实力派。

总体来讲，越是根深蒂固的士族，就越倾向于留在北方。这些家族对统治者来讲，是必须要笼络的。朝代更替越快，他们就越安全，因为政局越不稳定，统治者越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北方士族较多的保留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多以儒学传家，聚族而居，不轻易迁徙，面对胡族政权入主中原的现状，留守北方的士族高门不得不作出政治抉择。既有据守坞堡和郡县武力自保的做法，又有逃亡至河西和东北一带的做法，又有出仕于胡族政权保持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情况，但又与胡人统治阶层保持一定的隔阂。武力据守不失为一条途径，但结局只有两种：要么最终被胡人政权收编，要么兵败身死

西晋灭亡后，许多北方士族或出于自保心理，或出于割据称霸的心理，往往采取军事手段保全自身势力，但考虑到当时北方胡人占据优势的现状，这些武力据守的士族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么自身政治军事实力强大，胡人政权不愿或无法用强，这些士族也无意彻底得罪胡人政权，最终被胡人政权收编，参与到这些割据型政权的政治生活中去。要么因自身战略和势力不足，兵败身死。

首先看一下第一种情况。由于当时北方胡人攻城伐地，有大量的人口流离失所，使原有的乡里组织丧失了控制百姓的职能。北方士族大姓依靠经济与宗族势力建有坞堡等带有军事职能的自保组织大量涌现，众多的人口为逃避战乱而为坞堡主所控制。他们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建有甲兵。依附其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均为他们的私家人口。这些豪强被称做宗主，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包荫户。宗主与包荫户之间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国家的齐民编户，不承担缴纳赋税和服役的义务，有的坞堡宗主势力强大，足以与割据性政权匹敌。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记载：张平据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壁垒三百馀，夷、夏十馀万户，拜置征镇，欲与燕、秦为敌国。

攻城战

因此，多个胡人政权采取军事手段，迫降各坞堡，获取大量劳动力和资源。《晋书 ·石勒传》记载： “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

但是，由于北方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一带坞堡数量数以千计，有的势力还非常强大，单靠军事手段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在互相征伐之下，鲜卑族出身的北魏政权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获取稳定的赋税、人口兵源，北魏政权需要人口占多数的..豪强的支持，进而采取了“宗主督护制”， 承认坞主们对坞堡的特权，任命他们为督护百姓的“宗主”，但坞堡居民需要缴纳赋税，承担劳役兵役等义务。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又以“三长制”取而代之，将这些豪强士族转为朝廷行政官员，走政治仕途路线，赋予一定的特权，实现了和平赎买的目的。

再看看第二种情况。永嘉之乱以后，留在北方的部分士族因担任重要军政职务，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不愿意与胡人政权合作，试图选择割据自守，但因各种原因兵败身死，这其中以太原王氏的王浚、清河崔氏的崔毖比较有名。太原王氏是北方名门望族，西晋末期，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浚割据幽并，外联乌丸鲜卑，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已经俨然是北方最强的势力之一，但王浚其人狂妄自大，最后被石勒暗算身死。出身清河崔氏，东汉名臣崔琰的曾孙崔毖，曾经在石勒称帝无暇顾及辽东的时候，以东夷校尉、并州刺史的身份试图联合宇文鲜卑、段部鲜卑和..联合进攻慕容鲜卑，结果被慕容廆以离间计击败，被迫率宗族数千人逃亡朝鲜。投奔河西一带的前凉张氏..政权，也是不愿服从胡人统治的北方士族的一条出路

在“五胡乱华”之际，中原大地一片血雨腥风，战乱不休。但是，在华夏的西北一隅，有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自成一体，与江东的东晋互为犄角，对抗胡人的侵袭，并带领河西汉民度过了胡族作乱最凶残的岁月，最终带领河西汉族遗民们归顺了相对仁慈的前秦王朝。这个政权就是五胡十六国中国运最为持久的前凉张氏政权。

前凉政权的创建者凉州太守张轨采用了合理的民族招抚政策，建立了一支由羌胡人、鲜卑人和..良家子组成的强大骑兵，并取得了东晋政权的政治背书，得以立国。政治军事稳定的前凉政权无疑成为了西晋灭亡后北方..向往的“世外桃源”。因此，永嘉之乱后，许多中原地区的流民逃亡至河西一带的前凉政权，其中包括以河东裴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为了安置这些中原移民，前凉政权还设置了武兴郡，安置了数万人口。逃至凉州的中原人士，则对河西地区..和胡人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诸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之与中原的旧有差距大大缩小，保存了..文化的火种。

前凉政权示意图胡人急需士族势力支持，士族需要自身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保障，归降胡人政权是留守北方的士族的主流选择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是一个集官僚阶层与知识分子于一身的特殊阶层，也是一个垄断文化的贵族阶层。无论哪一个政权执政，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阶层合作。由于胡人政权在文化的落后性，要想长久地在中原立足，汉化是他们实现稳定统治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时代，士族与政治是划上天然的等号的。自东汉以来的选官制度决定了官僚集团基本都是由士族充任，而那些累世为官的士族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上都是非常强大的。士族需要政治权力去保障他们身份的高贵，去保障他们门第的杰出，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也迫切需要新来的统治者承认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特地位。

与此同时，此时的胡人统治阶层也迫切需要争取..士族的支持。事实上，受中原文化熏陶影响，不少胡人统治者早已具备一定的汉文化基础，“五胡乱华”也并非是简单的游牧民族趁乱攻城略地，而是有组织的胡人势力试图长久入主中原。

如匈奴的领袖人物刘渊及其诸子，都通经史、能清谈，俨然中原名士的派头。早在曹魏时期就被南迁的五部匈奴，其人口数十万散在郡县，不事游牧，与汉族无异。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再以建立诸燕的慕容鲜卑为例，由于其慕容鲜卑较早汉化，甚至一度被其他鲜卑部落视为异类，从慕容廆时期起，就在辽东实行儒学导向的民政，制度相仿中原。在西晋大乱时期，慕容鲜卑趁机积极接纳了许多..流民，其中包括了为数众多的北方士族，为日后建立燕国政权奠定了基础。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

前秦的符坚也是一个对汉族文化非常仰慕的君主，前秦的国家大事基本上是由汉族出身的王猛掌控。王猛对前秦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并提拔了一大批汉族士人进入官僚体系，使得前秦迅速发展成一个汉化的政权，国家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北方士族与胡人政权合作的方式和效果

进入中原后，为了立足中原，争取当地社会势力的支持，借助豪族力量来治理成为当务之急。北方士族为了维系自身家族的政治影响力，经过或长或短，或主动投靠或被动出仕的方式，最终形成了北方士族和胡人政权的合作，并由此开启了胡人汉化的进程。

北方士族与胡人政权之间的合作大致分以下方式：

一是武力据守后被俘，转而为胡人政权效力。枭雄石勒在河北一带曾攻陷了坞堡百余座，获得民众10多万，并将其中士族人物集中起来编为君子营，从中挑选了不少士族人物为自己效力。其最重要的谋士张宾，便在此时加入。石勒称赵王后，“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冠”，以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为僚属之首。

据《资治通鉴·卷八十九》记载，石勒偷袭占据幽州的王浚成功后，王浚的部将争先恐后地到石勒的帐下谢罪，馈赠贿赂络绎不绝，“浚将佐争诣军门谢罪，馈赂交错”，而王浚的部下出身士族的裴宪、荀绰二人独不至，石勒威胁说你们难道不怕死吗？“将何以逃其戮乎？”两人一番慷慨陈词，不拜而出。而石勒反待以客礼，又因二人家无余财，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以裴宪为从事中郎，荀绰为参军。

二是胡人政权沿袭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大力拉拢门庭高贵的北方士族。十六国中几个相对较大的政权和北朝北魏、北周、北齐等王朝政权，无一例外地都推行了"九品中正"官制。"选官用人，必先大姓，而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资治通鉴·卷90》

如北魏建立后，魏太祖每得一地，对士大夫都一一接见，慰问讨教，只要稍有才能便安排职位，予以任用。范阳卢氏家族在北魏初积极与拓跋政权合作。公元431年，太武帝征召天下儒俊，卢玄“首应旌命”。 素以残暴著称的石勒赵国政权也是如此，借助..士族的名望拉拢人心。西晋开国功臣石苞的曾孙石樸曾经当过后赵司徒，“石勒以与檏同姓，俱出河北，引檏为宗室”，其石勒重用的汉族士族还有有范阳卢谌、河东裴宪、渤海石檏、颍川荀绰、北地傅畅等人。

石勒

南北朝时期示意图

三是沿袭汉朝以来的举孝廉制度吸纳士族人才。每年都会按照实际情况给予州郡一定的推举名额，州郡升官负责向朝廷举荐人才。慕容廆在辽东时期，曾经对流亡而来的汉族人加以收容，并依照这些人的籍贯设立郡县，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在此基础上，通过举孝廉的方式选拔士族人才。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

总的来说，北方士族累世家学和根基稳固，为他们跻身政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又形成了累世高门，进而在胡人政权取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这些北方士族利用这一优势极力劝说胡人统治者以巩固统治基础的名义推行汉化，开启了胡人汉化的进程。结语

西晋灭亡后，北方持续陷入长期战乱，在给留在北方故地的士族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使得他们脱离了西晋王朝的控制，这些在家乡势力根深蒂固的士族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导力量，在原有政治体系已然崩溃的情况下，外来的区域性胡人政权要想站稳脚跟，都必须借助地方大族的合作，这就为北方士族提升政治地位提供了机会。这也是司马光所说的："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朝之臣，即为新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传代，一若无与于已，而转移迁官受赏之资。《资治通鉴·卷251》。虽然南北朝时期，北方士族远不如南方士族名声显赫，但他们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根基牢固，势力强大；而南渡士族往往是依赖政治资本立足，政局变化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大都最后势力式微。唯有根植于故土的北方士族，历经南北朝两百多年纷争，势力不衰，直到隋唐灭亡，以“五姓七宗”为代表的北方士族门阀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

参考资料：《晋书》、《资治通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