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积极进取，却一事无成，后人却说是“神”

神，这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是慎用的，毕竟在封建时期，人是信神的，皇帝是天子，顺应天意，下达天意，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两位皇帝的庙号含有了神，一是宋神宗，二是明神宗，相比宋神宗评取庙号的纯原创，明神宗这个庙号感觉就有点按图索骥了，那就是—明神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宋神宗时支持王安石变法，引起税制改革，对以后的王朝税务法的制定都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他一手支持起来的，而明神宗时期，也有张居正改革，但是历史上，明神宗其实不管事的，甚至二十年不上朝，那这万历中兴，变法改革，就主要是张居正主持，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明朝文人按图索骥取庙号了。

明神宗

今天就主要了解了解宋神宗，他到底做了什么，让宋朝 的文人给他特立独行的取了"神"这个庙号呢？

不得不说宋神宗是站在北宋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他所接手的是一个"贫穷"的帝国——政府很穷，百姓很富，政府财政赤字严重。面对这样的窘境，宋神宗必须有所动作，更何况，宋神宗是一个"汉武帝式"的人物，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不甘平庸，不甘落后，才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旗鼓张张的对外用兵。

上面说到，他接手的朝廷是贫穷的，百姓是富裕的，再加上宋朝前几位皇帝的官制问题，冗兵冗官严重，这些人都要有俸禄，从而财政赤字严重。但是皇帝要施展抱负，使用才能，不能没钱啊，钱从哪来？

宋神宗很郁闷，不能接受国库没钱的现实，他必须有所行动，但是，怎么行动才有效呢？

司马光给了个办法"很简单，省着点花"

宋神宗摇摇头，省着点花，不是不行，但是这样子，日子就要过得紧巴巴的，朕可不是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能满足的，朕要对外用兵，需要大笔大笔的军费！

令宋神宗高兴的是，想什么来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老天就把王安石和他的新政派到他面前了。

王安石

和司马光不同的是，王安石如何帮皇帝理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深知，老百姓的钱不能动，那是皇帝这条船行万里的关键，那谁的钱能动？王安石注意到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现实——国库里没钱，但是老百姓有钱啊。是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商业税超过农业税，可见北宋商业的发达水平。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商人。但是强加商税就会抑制商业发展，纯属杀鸡取卵，赚的是..，那怎么办？王安石敏锐的想到，市场经济这么发达，大量的财富在民间市场中流来流去，假如政府也参与商业活动，岂不是就可以让一部分财富流入国库吗?

宋朝商业富庶

于是，王安石很得意的对司马光说：民不家富而国用饶！政府是从商业活动中牟利，并没有增加老百姓的税收啊！

好，我们来看王安石是如何"理财"的。举几个例子，

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不要再向地主借高利贷了，跟政府借，利息低。

免役法，以前老百姓要为国家义务服役，这会耽误干农活，现在，老百姓交钱就好，政府雇人服役。

市易法，以前总是要各个地方进献，现在都改成交钱，由政府派人直接从市面上购买。而且，政府会投机倒把，在廉价收购滞销商品，等待时机合适再卖掉。

这几项税法正着看都还挺好，符合之前的构想，不抑制商业，不压榨老百姓。但是反过来看就有大问题了！为什么？正看是在市场积极，人民产出稳定，全年气候稳定无自然灾害的保障下，那出现以上几种，这几条税法有什么危害呢？

两个巨大的漏洞——第一，政府直接插手市场，官员们依靠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鱼肉百姓在所难免，第二，钱是货币，富裕不等于有钱，农民富裕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粮食，你非要跟他收钱，那就等于逼着他把粮食都贱卖了。

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情况更可恶，官吏担心穷苦的农民还不上青苗钱，于是强行借贷给富户，穷苦的农民不能从政府借贷到青苗钱，只好依旧借高利贷，地主身上又背上了青苗钱的负债（要知道青苗钱每年也要四分利息），自己手头也紧张，如果想要不破产就得增加高利贷的利率，可是这样穷苦农民真的就还不上了，所以地主也不敢借给他们。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富人变穷，穷人破产。

都穷到破产了，免役法还要跟你要钱，你说我没钱，宁可去服役行不行，不好意思，不行，政府对于你的差役不感兴趣，政府只对你手里的钱感兴趣。

市易法也差不多，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的低价收购你的货物，再回去报假账。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商人们也穷了，政府富了，那些负责采买的官员更是发家致富了。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这和最初想的完全不对头，最后只能宣告失败。 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范仲淹改革旧臣。期间起了各种政治案件，如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苏轼流放。

新政党争产生的元佑党籍碑

那究竟是王安石变法错了，还是宋神宗富取于民错了？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

3、宋神宗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贪污问题了，上面为了富国急得团团转，下面持续吸着民脂民膏。

最后用同为"中兴皇帝"光绪的一首诗结尾。

宋神宗

[清] 光绪

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

可惜有才偏执拗，终教新法病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