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登基，制定了哪些新政策，北宋政治与前朝比又有何不同？

赵匡胤登基，制定了哪些新政策，北宋政治与前朝比又有何不同？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赵普等人的支持下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武将一跃成为北宋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担心宋王朝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于是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防范措施，从而形成了北宋特有的政治环境。

那么赵匡胤到底制定了哪些政策？在这些政策制定之后，北宋的政治环境与前朝比又有哪些不同呢？官僚体制上形成分权与互相牵制。

在军制上，北宋实行“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的政策，削弱武臣的权力，将领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使其互相牵制。

北宋立国之初，如何解决自唐末以来王朝短命的历史问题成为宋太祖最关心的大事。宋太祖曾向宰相赵普询问应对之法，赵普答曰:“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不久，宋太祖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的兵权，基本解决了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

宋太祖为防止“黄袍加身”的重演，极力削弱武臣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一是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地方充当节度使。

二是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

三是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直接对皇帝负责。

四是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军的将帅只有领兵权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

五是实行更戍法。

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以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一政策可以有效地防止将领专权，但是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的军制改革使武官的权力大大削弱，兵权被极大地分散。

在官制上，宋朝建立起一套“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的官僚制度。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实行军政、财政和民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收回节度使的所有大权，派文臣担任各州知州，并设立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

为了对文武百官进行监督，北宋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监察体系，由中央监察制度和地方监察制度构成。中央主要是由御史台和谏院构成的台谏制度，地方监察系统包括监司、通判和马承受公事等。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机构自上而下，互相监督，在规谏皇帝、监察百官、参议朝政、荐举官员、引导官场风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中央的台谏官作为“人主之耳目”，对宰执大臣的监察纠举远超过对君主的监督规谏。宰相是百官之首，地位显要，但是唐代的台谏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说明其在言事上颇受宰相掣肘。

有鉴于此，宋代强调台谏对相权的监察独立，“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成为宋代台谏官公认的言事准则。宋朝时有宰相被台谏官弹劾，可见台谏对相权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宋初的台谏官还拥有“风闻言事”的特权，可以在未查实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纠劾，对官员形成威慑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台谏的事权，强化了君主专制。但是，宋代之所以重视对台谏官的利用，大抵正如苏舜钦所说“台谏官既得其人，则近臣不敢为过，乃驭下之策也”，台谏成为统治者玩弄权术、加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可见，台谏制度的实质是为君权服务，封建君主选用台谏官，是为了利用他们监督其他中央行政系统内的官员，其目的是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

北宋通过军制和官制等的改革，使军权分散，宰相的权力相对削弱，封建君主的权力得到强化，即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使监察官员拥有较大的言事权和监督权，对宰执和君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使朝廷各方政治力量相对平衡，为政治斗争乃至党争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其次，士大夫阶层构成的变化和浓厚的言事风气。

士大夫阶层构成的变化和浓厚的言事风气，使士大夫敢于针砭时弊，这就难以避免产生政见之争。

士大夫阶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士大夫阶层的壮大和学者型士大夫的增多，这得益于统治者对科举制度的重视。

自宋太祖时期便利用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取消门第观念，为平民百姓进入仕途开辟道路，进而推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扩大。虽然宋太祖朝每榜只取士十余人，但宋太宗朝平均每榜取士人数日益增多，如太宗朝第一榜即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便取士近五百余人，超过太祖时期取士的总和。

因此，科举取士成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主要来源，学者型士大夫随之大大增加。王水照先生曾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

如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人无不是学者型士大夫。然而由于取士人数众多，导致进士升迁的机会大大减少，因此同年进士之间多联系密切、互相扶持，结果出现了同年进士结党的现象。北宋强调君主应“与士大夫治天下”，甚至立下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的誓约。由于宋代士大夫不会以言获罪，大都大胆敢言，直击时弊，一方面对限制皇权和相权的膨胀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则因政见不同而相互交争、互相倾轧，甚至发展为党争。

国六年（981）九月下诏曰:“古者振木铎于路，所以采四方之风谣；设兽樽于庭，所以来群臣之谏诤。既物情之无壅，则朝政以允厘…事无细大，必务躬亲，言有抵咈，皆从采纳。尚虑中外臣庶阙于咨询，朝廷政理有所堙郁。在朝及外任文武官不以名位高卑，自今或闻民间利病，及时政得失，并得上书直言，无有所隐。”

到了宋仁宗时期，台谏制度得到完善，台谏官员受到重视，因此仁宗朝言事之风甚浓。仁宗在位期间也曾多次下诏求直言，如明道元年（1032）八月，“诏群臣直言阙失”明道二年（1033）七月，下诏“令中外直言阙政”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浓厚的言事风气使士大夫尤其是台谏官积极参议朝政，政见之争和党争顺应而生。最后，北宋的党争风气十分兴盛。

在北宋王朝167年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党争现象绵延不绝，几乎贯穿其始终，并且党争规模越来越大，党争的消极影响愈演愈烈。

有鉴于牛李党争给唐朝带来的恶劣影响，统治者积极采取措施防范朋党，如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1）下诏禁止举人称呼考官为“恩门”、“师门”，也不得自称为其“门生”。此举的目的是破除唐朝以来因科举考试结成的“座主与门生”关系，防止其结成朋党。

但是宋代对朋党的防范措施并没有阻止统治集团内部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朋党之争，甚至催生了朋党倾轧。这是因为官僚士大夫为了迎合君主对朋党的防范心理，常常以朋党之名攻击他人，屡试不爽之后，甚至以指斥政敌为朋党的方式排除异己，从而使北宋的党争风气异常活跃。

在上述政治环境之下，北宋的政见之争应运而生长期无法调和的政见之争又逐渐扩大为朋党之争，致使北宋党争风气愈演愈烈。台谏负有监督纠劾大臣结党的职责，难以避免地与党争产生联系，随着台谏势力的增强，朋党双方企图利用台谏的力量攻击政敌，党争风气遂逐渐影响到台谏。结语：

北宋时期专制统治的具体形态、运作机制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官僚体制上的分权与互相牵制。北宋士大夫群体普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加之北宋言事之风浓厚，士大夫群体积极针对政事发表意见，难免会因政见不同产生争论。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之时便群体结党、互相攻，由此导致北宋的党争风气十分兴盛。随着台谏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台谏官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于是作为君主耳目之官的台谏官员逐渐参与朝廷中的朋党之争。台谏内部也渐分党与，党争风气愈演愈烈，给北宋政治生活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