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元和中兴”：最后一次复兴的机会竟然被两名太监给葬送掉

“藩镇割据”时代之后的大唐，曾经有过一次，同时也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将王朝拉出泥潭的机会，这就是宪宗时期（805-820年）打造出的“元和中兴”。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宪宗皇帝偏偏在四十出头的盛年被两个太监给谋杀掉了，从而让“元和中兴”戛然止步。于是，在宪宗身后，直至“黄巢起义”将王朝带入灭亡，国势便已经在下滑的轨道上加速前行，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维持或者复兴的机会。

具体来说，宪宗在他15年的统治期间，面对艰难困苦的局面，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限制和削弱藩镇实力，重塑朝廷权威，健全中央财政体系这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硬生生的拉住了大唐这架正在滑向深渊的马车，重新将其送入上升的轨道。

首先看看宪宗皇帝是如何通过采用不同的策略来限制和削弱藩镇实力的。

805年，剑南节度使韦皋死在任上，他的部将刘辟在军队的支持下夺取了整个藩镇的控制权，随即按照惯例（按照现在的说法，即潜规则），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发布诏书批准他为节度使。宪宗皇帝断然拒绝了刘辟的要求，并于806年派朝廷直属的神策军进行讨伐，最终将其击溃，然后重新任命了节度使。

虽然剑南节度使的地盘和军力在藩镇中不过位居中下，但胜利仍然增强了朝廷的威望，同时向藩镇发出清晰的信号，即宪宗皇帝和他的朝廷不会轻易就范。

806年，平卢节度使死去，他的兄弟李师道随即依靠军队的支持控制了藩镇，立刻要求获得朝廷的批准，有了剑南节度使的前车之鉴，李师道主动提出了优厚的交换条件：节度使下属官员的任免由朝廷决定，平卢遵守朝廷的法令和政策，并定期足额缴纳税额，当然，这些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等他公开违反协议，发动叛乱之时，宪宗毫不犹豫的派军讨伐，最终将其彻底完全的镇压下去，平卢被一分为三，重归朝廷统治。

807年，浙西观察使兼铁使李锜截留大量税款，扩充军队，意图不轨，宪宗毫不犹豫的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者则纠集军队准备发动叛乱，结果很快被失去信心的部将杀死，朝廷重新获得了对该地的控制权。

随后，宪宗开始面对割据传统最悠久实力最强大的东北藩镇的挑战，先是成德节度使职位的继承，通过不成功的军事讨伐和成功的威慑，迫使新任节度使王承宗同意正常履行作为臣属的行政义务。而当节度使王承宗不遵守承诺，向邻近地区（直接隶属于朝廷）发动武装侵袭之时，宪宗依靠神策军和其他藩镇的武装支持，开始讨伐，最终迫使王承宗不得不交出两个州给朝廷，并且把两个儿子送到长安为人质。

随着发动叛乱的淮西节度使被唐军扫平，整个大唐帝国内部，仅仅只剩下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面积已经缩小的藩镇节度使不是完全由朝廷任命的，但魏博和成德公开承认朝廷指定节度使的权力，单纯从政令统一的角度来看，大唐朝廷的威信达到了“安史之乱”后的最高点。

再来看看宪宗在重塑中央财政方面取得的成就。

第一个就是修正德宗朝开始推行的两税法的弊端。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在推行过程中，要求必须用现金来计算，而唐朝又长期面临通货不足的困境，只能通过实物折算的方式来缴纳，这样就给地方官员和乡绅留下了空子，能够上下其手，把负担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针对上述弊端，宪宗诏令提高实物缴纳税收的比例，既减轻了底层农民的负担，也遏制了官员的贪腐。

第二个举措就是全面改革藩镇内部的税收收入分配，减少了藩镇财政的实力削弱其与管辖地的财政联系。

“藩镇割据”时代，藩镇将属地州、县的绝大部分税收截留，改革之后的政策规定，所有的州（县）必须将全部税收上缴国库，藩镇只能从治所所在地的州县内部来获得收入，如果向辖区的其他州提起收入，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

平心而论，唐宪宗在“元和中兴”取得的成就虽然无法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相比，但考虑到他即位之时面临的复杂而困难的形势比太宗和玄宗要困难的多，便显得更加的极其难能可贵。两相对比，宪宗的个人能力和抱负实际上与太宗和玄宗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然而，可惜的是，820年2月，睡梦中的宪宗被两个太监（宦官）杀害，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在不断的采取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和重塑王朝的威信，假如他的生命得以自然延续的话，很可能会取得更加瞩目的成就，从而把大唐的国运继续延长个数十年完全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