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避籍制度为何总失灵？皇权至上，＂愚孝＂盛行，避籍成一纸空文

古代百姓

自古以来，公平公正就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生活环境，而为了将其真正实现，也有许多人投身其中，创造并完善了许多规章制度。纵观中国历史，避籍制度便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当然，古代王朝之所以会实行这一制度，既与大部分平民的诉求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古代帝王出于加强自身权利的目的，才把它定入法律之中，为世人遵守。

如果没有避籍制度的实行，不但社会对普通人来说将变得混乱不堪，对上层统治者来说，也会造成自身权力的不稳固。因此，古代避籍制度更多地是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而非真正地为民着想。而也正是出于这种实行目的，古代避籍制度的运行和其效果的发挥变得不尽如人意。古代避籍制度将官员的官路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对官员的任命时防止亲朋家属

人活一世，便必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产生交集，其中足为重要也最为深厚的，便是与自己亲朋家属之间的交往。正是因此，古代避籍制度中往往对这一方面的规定甚为严格和完善。最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就已经在这方面有了相关考量，并草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地方官员但直到东汉时期，避籍制度才最终被明确地写成规定："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

在官员的任命之时，当某人与当地家族有亲属关系或者婚姻关系，是不能成为该地官员的，只得调往别处。这一规定的实行有效防止了地方势力出行盘根错节的情况。一位地方官员，最为重要的便是促进当地经济、文化、法治等有利于民生的多方面发展，但如果在这种治理过程中存有私心，那么便难免用其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的亲朋家属谋取不正当利益。

更有甚者，在当地会发展出属于自己家族的势力，造成当地民不聊生的同时，也会直接威胁到上层阶级的统治。虽然也有部分官员始终能保持清正贤明，但更多官员却难免陷入这种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实行对亲朋家属的回避，是十分有必要的。

古代师生在进行诉讼办案时要使相关官员与犯人进行回避

作为最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地方，司法从古至今都一直广受人民的关注。每一桩不公平宣判的司法案件，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使社会产生一定骚乱也是有可能的，《窦娥冤》中所讲便是很好的例子。而之所以会导致这种司法审判的不公正，与官员本身昏庸无能之外，也与其将要进行宣判的人员有着莫大关系。

在对熟人与陌生人进行审判时，官员往往会对熟人有些许偏颇，这种偏颇几乎会体现在各个审判程序上，如证词、理论推断、最后宣判……从而导致自己的主观判断出现严重失误。即便最后是熟人败诉，部分官员也可能会竭尽全力降低量刑，再度降低犯罪代价的同时更寒民心。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最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在《唐六典》中有着这样的规定：凡鞠狱管与被鞠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

到了北宋，这一亲所囊括的范围更广，除了本来的亲属、师生等普通关系外，还加入了同场考生、上下级、前后法官相识等考虑更加全面的关系。

到了南宋，法律还会对有回避情形却并未回避的官员处以杖一百的惩罚，极为严苛。这些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官员都没有了可乘之机，即使想要插手司法审判也无能为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维护了司法的公平公正。

古代帝王再完善的规定依旧无法在封建社会中得到彻底施行古代严重的官僚作风使法律条文也成为可更改之物

在古代社会，法律本身就是为了上层统治阶级服务，法律中许多规定也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所制定。因此，对他们来说，法律完全是可以违背或者是颠覆的。另外，由于古代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官员们和皇帝本身就拥有莫大的特权，有时法律甚至还是他们的保护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律其实并不能做到真正地、完全地保护平民，避籍制度自然也是如此。诚然，一些深入人心的条文，如杀人偿命等并不能大张旗鼓地违背，但如避籍制度这种并不十分触犯平民底线的条文要更改起来就变得简单多了。

虽然中国自战国以来，监察体制就一直处于发展与完善之中，对官僚体制做出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正如前文所说，监察体制也是为了皇帝本身而服务，就算其规定再如何完善，最后的决断依旧只能由皇帝做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皇帝若是贤明，监察体制也就能得到较好地运用，避籍制度便能发挥出作用；皇帝若是昏庸，监察体制就成了摆设，避籍制度自然也只是一纸空文。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避籍制度虽然能在封建社会产生，但却无法在封建社会得到有效利用。

古代一家人儒家思想对人们的观念造成了许多影响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便在古代中国社会几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中国人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有过这样的记载："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

它把孝道作为一种天生的本能来概述，并将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拔高了无数档次，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人"百善孝为先"的观念。

而将这种观念再扩大与延伸，便是注重家族和谐与亲情关系。在《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重要论述，而"齐家"则是摆在第二位，再度说明了儒家思想对家庭的重视。在这种思想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对亲情极为重视，对父母长辈也有一直保有着十分恭敬尊重的态度。

甚至一旦对他们的不合理话语有所违背，也能被打上不孝的标签，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愚孝"现象的盛行。这种影响即便是做官之后，也依旧存在，而部分官员为了在有所成就之后报答他人，还会主动加深这种影响。而如果自己在担任地方官或者在对熟人进行审判时，有所偏颇就成了难免之事，甚至如果没有偏颇，还会背上"六亲不认"的骂名，维持公平公正反倒成了错误。

农民起义身处官场，环境所致难免堕落

可以说，中国古代大部分读书人在真正为官之前，都想的是为民造福与报效国家。但当真正身处那个位置之后，就难免受到权力、金钱、地位等的影响，从而使其心境发生巨大的改变，如写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在身居高位之后也成了挥霍无度之人。虽然也有部分心怀正义的官员能够忍住这种外界的诱惑，但正如一句话所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当他们与贪官污吏接触的时间久了之后，却也会难免堕落，融入其中，真正能到最后还保持为官初心的人实在太少。当官员们转向腐败的一面后，乱断案、乱治理、大肆敛财就变得常见，不再遵守避籍制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避籍制度的失灵为国家带来了十分负面的影响加剧了本就存在的社会矛盾

对古代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辛勤劳作赚得生活所需、结婚生子最后颐养天年便是自己的一生，虽然不能荣华富贵，但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也已经很是难得。虽然一桩不公平宣判的案件对官员来说无足轻重，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自己家庭的毁灭，最后流离失所也就是常态。

尤其是在政治黑暗时期，这种事件的发生更为平常，积少成多之后，就足以形成一股巨大的民怨，最后引起骚乱与动荡。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王朝，许多都是因政治腐败导致贪官污吏横行，人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之后，才最终爆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农民起义事件。

农民不利于皇帝本身对国家的统治

对皇帝而言，维护各个官员之间的平衡并保存自己的势力，才是能够稳固政权的重要办法，而避籍制度的产生也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如果避籍制度能够得到很好地实行，不但能够很好地安抚民心，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使国家繁荣。

还可以抑制地方和中央官员的权力，防止他们结成朋党和利益集团，皇帝也就可以做到对政权的牢牢掌控，达到如李世民所说那般：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但避籍制度失灵之后，官员们任意提拔自己的亲信，权臣的产生机率大大提高，如东汉便在其末年深陷如此的怪圈。总结

避籍制度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它的规定还十分严格具体，可以说是考虑的面面俱到。但任何制度即便是设计的完善，也需要相应的政治环境来进行施行，而显然，古代的封建体制并不能为避籍制度提供合适的环境。

但即便如此，避籍制度仍然是一项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制度，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切具体地考虑到了平民的利益并注重将其实施，更重要的，它将无情的法律与温暖的人情相结合起来，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环。参考资料：

1、《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

2、《中国古代人事回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