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封”首日：那些离开和留下的理由

解封在即的汉口站

午夜零点，那些迫不及待赶到汉口站的乘客们，成了武汉“苏醒”的最好证明。

4月8号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武汉75个离汉通道管控卡点将统一撤除，恢复对外交通。经历了76天，1824个小时的“封闭”状态后，这座城市迎来“解封”。

这一刻来临时，那些滞留在武汉的人们，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恩施的吴勇提前一晚守在汉口站，他要乘一早的火车回恩施进行截肢手术；在武汉漂泊了两个多月的李亮仍然没有回到故乡，囊中羞涩的他要继续打工，攒下些积蓄再回家；还有70多天只下楼了一次的博士生方亦，因为担心被歧视和感染风险，他也选择留在武汉等待开学。

阵阵鸣笛声在武汉三大火车站响起，6点25分，第一趟列车开出，D9301次列车驶离汉口站，在7点38分到达荆州站。据铁路部门统计，今天预计有5.5万余名旅客乘坐火车离汉。

在这一天，无论选择离开还是留下，他们共同成为了武汉“苏醒”的见证者。

即将驶离武汉的车辆 （柯皓）

重新热闹起来的站前广场

4月8日零点，汉口车站人头攒动。

不少人要乘坐的，都是凌晨四点多或者早上六点多的车次，他们早早就来到站前广场等候。4月的武汉温度正好，温暖湿润，卷着行李的人把行李往长椅上一垫，合衣倒下就能应付一晚。他们多是担心，市内交通尚未恢复到平时状态，怕早上赶不到车，所以提前半宿来了车站。

人们不怎么扎堆，相熟的戴着口罩、彼此维持着半步远的距离大声谈笑，话题大多与解禁之后要做些什么有关。这其中，有参与建设方舱医院的志愿者，有从春节就开始参与社区服务的出租司机，还有因为疫情期间老板没有克扣工资，而喜上眉梢的打工者。

站前广场重新热闹了起来，这里又成了一个汇聚人情冷暖的地方。

在这其中，吴勇是个特别的存在，他行李不多，就一个包，还架着拐，独自坐在凳子上看旁边的人说笑。

为了治疗腿部动脉血栓，家在恩施的吴勇在武汉协和医院住了9天，他也见证了这所曾经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逐渐恢复正常医疗秩序的过程。

此时，吴勇是急着回家的那一个，他的小腿可能保不住了，要进行截肢，“在武汉做手术要10万，回去6、7万就能做这个手术。”吴勇说，他已经联系好了恩施的医院，一下火车，直接去做手术。

吴勇是茶农，这个春天对他而言格外难熬。妻子去年身体就不太好，女儿今年读高三，还在家里上网课。“我们那边的茶叶今年整个减产了，平均每亩产的茶能卖1万5，现在只能卖5千。外地客户进不来，没人来买。经济压力太大，就是因为没钱在武汉看病，才急着回去的。”

李嘉阳乘坐的列车间隔而坐

牵绊与担心

从1月15号回来过年，李嘉阳在武汉的家里“闷”了84天。虽然能陪在父母身边，但家里没有电脑，无法办公。在此期间，他只收到深圳的公司发来的基本工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扣的都扣了”。

3月25号早上得知“解封”的消息，李嘉阳马上开始在抢票软件上查询车次信息，开始所有车次都显示无票，他下了抢票订单，次日一早抢到了一张4月8日离开武汉的车票。

离开前五天，李嘉阳就开始咨询武汉及深圳社区关于“离汉”人员的相关政策。两边的社区回应，只要提前报备申请，有复工证明和健康绿码就可以顺利出入。但他仍有些顾虑，“其实我自己还想再做次核酸检测，感觉这样才保险。”

这次离家与以往不同，李嘉阳想了很多，“以后要多和家人沟通、联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李嘉阳的父亲患有淋巴癌，口腔内溃烂严重，需要长期涂抹一种在香港才能买到的非处方药，这也是李嘉阳去深圳工作的原因之一。疫情期间，给父亲买药一度成为一家人的首要难题，后来辗转找到香港的关系帮忙邮寄，才得以解决。此外，因为父亲口腔疼痛，需要长期服用肿瘤医院的一种止痛药。小区封闭后，李嘉阳只好求助社区，让他们安排车辆送家人去医院取药。

每晚入睡前，李嘉阳在自己和父亲的床头分别放部手机，嘱咐他要是没法大声说话或者动作困难，随时给自己打电话。在家的两个多月，李嘉阳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因为父亲的口腔条件只能吃一些流食或者面包，李嘉阳需要经常网购面粉、酵母，自己烤制面包。

母亲后悔让他回家，“她总觉耽误我工作，而且深圳那边的疫情也没武汉这么严重。”但李嘉阳觉得，父母今年都已经年近六旬，不会网购，他回来能让父母的生活更便利。

临近离开武汉的日子，李嘉阳开始担心，父母后面的生活该怎么办。他提前买了两袋米和一桶油放在家里，“把一些重的、存放时间长的东西提前买好，省得我妈提不动。”李嘉阳还让自家旁的菜场老板添加了母亲的微信，告诉母亲，想吃什么可以直接在微信上联系。

杨晴也将在4月13日从武汉返回上海，她已经被告知，回去后将要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蔬菜等物资将有专人送上门。

这次离开武汉，杨晴还带上了80岁的母亲，过去两个多月，这对母女经历一段灰暗的日子。

1月18日，杨晴一家三口从上海回武汉过年，得知父亲感冒发烧了。那时候，她已经听说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但老人活动范围有限，家里也没有其他人感染，她根本“没往那上面想”。

直到看到父亲的CT片子，听到医生囗头确认“双肺出现磨玻璃样改变，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就诊医院没有检测试剂盒，无法进行确诊，再加上医院床位已满，杨晴的父亲一直无法收治入院。

之后的一周里，为了一张隔离病房的床位和确诊单，杨晴跑了多家医院，求助电话从市里打到区里，但直到1月28日，杨晴的父亲去世时，最终也没能确诊。在父亲的《死亡医学证明》上，死亡原因上面写着“重症肺炎”。

杨晴和父亲都是老师，以前她工作上碰到困难，跟父亲聊聊天，总能得到开导。父亲走了，她一下子感到“没人帮我顶了”。她取代父亲，成了这个家里照顾母亲、定夺事情的人。

父亲去世的第一个月，她整晚睡不着觉。电视里播放有关疫情的新闻，她“想看又不愿意看”。看到有重症的老年人进了ICU，后来被医生抢救过来，她为对方高兴，但转念又特别难受，总想着“爸爸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可能也能救过来”。

父亲去世后，全家人作为密接人员接受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但他们还是有恐惧的心理，“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尽量不下楼”。3月15日是杨晴女儿的生日，家里团购的菜到了小区门口，女儿主动说要跟杨晴一块下楼去取。

那是疫情以来女儿第一次出门，她很开心，对杨晴说：“终于落地了”。女儿戴着口罩，提着两大口袋的东西，蹦蹦跳跳，杨晴给女儿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文字写的是：“一朵花刚开，别评价，让她长大、盛开。”

前段时间，杨晴把父亲的骨灰领回了家，去殡仪馆那天，是父亲单位派的车，有社区的工作人员陪同。父亲在老家有墓地，她打算先把骨灰寄存，等疫情彻底结束，再带回老家安葬。填写下葬日期时，杨晴写了“8月8日”，“希望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能彻底恢复正常了。”

还有一些以父亲身份办理的手续，也需要进行过户，但杨晴想先把这些事放放，眼下更多是要陪陪母亲。两个月来，母亲更加苍老了，总念叨着“他好像还没走”，母亲不想离开武汉，但杨晴不放心她一个人留下，“等疫情结束后再让妈妈做决定，是否回来。”

李亮拍下了空荡荡的街景

回不去的故乡

4月8日早上9点40，李亮终于坐上了离开武汉的火车，但他的目的地并不是故乡内蒙。

过年前，李亮从老家内蒙古乌兰察布来湖北黄冈的哥哥家探亲。他们原本计划之后一起回老家过年，结果哥哥一家三口买到了直达车票先行离开，李亮没买到直达车票，只能先去武汉转车。

1月22日，李亮来到武汉，在一家快捷酒店住下。次日醒来，武汉即将关闭各种离汉通道，李亮在去火车站时遭遇了堵车，最终错过了火车，没办法，他又回到了酒店住下。

李亮从没想过，自己即将开始一段“漂泊”的日子。

1月24日，之前住的酒店停止营业了，李亮找到了江岸区吉庆街的一个小旅馆，交完房费，剩下的钱全用来买方便面饱腹，偶尔能吃顿外卖。

这样坚持了10多天，身上的钱几乎花光了，他开始打12345市长专线电话求助。他得到政府2000元的救助金，帮他支撑到了3月初。

很快，50元一天的房费已经交不起了，他只好拿身份证给旅店老板作抵押。那两天，因为房费的压力，他几乎睡不着觉，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

几天后，他被旅馆老板赶出了门。那时他手机欠费，找了电信的人工客服，开通了24小时接打电话的权限。晚上，经过社区和派出所协调，小旅馆的老板同意让他回去，一直住到武汉解封。

李亮记得，被赶出来的下午，他一直在街上的一个大排档里待着。大排档的老板听了他的情况，给他做了蛋炒饭，烧了条鱼，还给他买了面包和水果，“那是这段日子里，我吃过最好的一顿饭。”

李亮加了一个滞留武..员的微信群，里面有400多人，其中与他境遇相似的人不少，有人睡在桥洞，有人住在车里，有人被亲戚赶出门。不乏好心人帮助过李亮，一个网络主播给他微信转了380元用来付房费；一个武汉的市民，开车30公里送面包给他，“我都记在心里了，善良的人是存在的”。

得知即将武汉即将“解封”，李亮很开心，也很迷茫。他身上的钱不多了，甚至不够买一张回内蒙的车票，但包括在武汉滞留的这段日子，他都不愿开口找家人借钱，“我之前生意失败了，已经欠了不少债，而且家人们的日子也都不宽裕。”李亮最终选择了前往距离近些的黄冈，他想在那里找份工作，有些积蓄之后再返回故乡。

“解封”之际，从除夕夜就滞留在武汉的博士生方亦，仍然选择了留下。

过去的70多天里，方亦一直住在校外租住的房子里，三月初开学后，上网课、看书，方亦开始逐渐习惯这种封闭式的生活。唯一一次出小区，是民政局的志愿者给他打电话，让他去街道办事处申请滞留武..员的补助金。

4月7日晚上11点50分，方亦打开了微博上的直播，“武汉的各个高速路口都都有直播”，比起朋友和家人的激动，方亦很平静，很多同学给他打电话劝他：“憋了俩月了，出去走走吧”。

这天还是方亦奶奶的生日，他跟奶奶通了电话，奶奶想让他回去，但方亦拒绝了，“不管是风险还是歧视的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担心。”

一方面，方亦觉得，几万人通过铁路离开武汉，仍然有感染的风险，奶奶年纪大了，家里还有一两岁的娃娃，“真的回去他们其实也担心，会增加感染风险”。

方亦是学新闻的，他还本能的关注了一些消息，有一条新闻说，此前湖北逐渐开放离鄂通道，有人开车从湖北去广东某地，却因为当地社区不承认湖北健康码而被拒绝进入小区，“可能现在出去，还是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存在。”当然也有让方亦欣慰的消息，比如山西出台政策，近14天到过武汉的人员返回山西后，可以免费进行核酸检测。

方亦打算一直留在武汉等待开学，起码近一个月不会离开。他想等到天气好一点，或者全国的疫情稳定下来之后，再考虑回家。

等待乘客抵京的工作人员

开往北京的列车

4月8日上午9点11分，坐在那趟开往北京的G4802次列车上，谢薇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早上不到8点，谢薇来到武汉站时，被长长的队伍吓了一跳。返京乘客有专门的排队区，队伍排出十几米，在线内线外，分别查验京汉两地的身份健康码。

因为工作原因，谢薇在武汉出差了一个多月，她起初打算先坐飞机到天津，再回北京，但因为无法确定在天津的隔离和转乘事宜，最终作罢。4月6日一早，谢薇发现在“京心相助”小程序上，她的返京申请一栏终于变成了绿色，赶紧订下了火车票。同时，她也与自家所在的社区进行了沟通，确定了居家隔离等事项。

进入火车站前，谢薇打开“京心互助”小程序，页面上出现了一行新字：返京人员要提供7天以内核酸检测结果。上车后，在与邻座人的沟通中，谢薇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没有做核酸检测的，这一度让她非常担心。

下午列车抵达北京西站，谢薇用“壮观”来形容眼前的景象。到达厅里都是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按照不同城区，举着牌子引导乘客们列队。人数越多，城区下分的牌子越多，谢薇看到，她所在的朝阳区，举了九块牌子。

人们站成几纵队，工作人员给每个人贴好臂标，之后来回核对了两遍社区信息。由于通知不是很及时，很多人都没有进行核酸测试，停车场内几十辆大巴排开，将不同城区的乘客带往不同的核酸检测点。

这一刻，谢薇突然意识到，这趟从武汉开往北京列车，好像是一切回归正常的起点。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记者/佟晓宇 杨宝璐 张帆 郭慧敏

编辑/刘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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