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威胁，唐太宗解决得甚好

唐太宗经营西北的丝绸之路是从抗击突厥进扰开始的。

突厥在南北朝时期崛起，依靠“控弦数十万”的军事实力形成对中国内地的威胁。杜佑曾追述说：

“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通典》卷197）

因此，李渊起兵的时候，曾派遣刘文静结好突厥，一方面借其声势，一方面为了减少夺取天下过程中的后顾之忧。但唐朝建立之后，突厥不断抢掠唐境的财产及人口，到了东突厥颉利可汗执政之时，更是变本加厉，威胁唐王朝的生存。

《旧唐书·突厥传》记载：

“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

反映出唐高祖在东突厥威胁前的窘态。唐太宗取得政权以后，经常说：

“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大唐新语》《容恕》）

唐太宗下定决心抵抗，领“诸卫将卒”在太子东宫显德殿庭练习射箭，说：

“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

同时，他又扩大府兵队伍，如戴胄报告道：

“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尽从戎旅。”（旧《唐书》卷70《戴胄传》）

公元626年，突厥兵至武功，唐太宗认为准备不足，没有迎战，改率六位从骑至渭河河岸，责备颉利可汗负约，又“倾府库赂以求和”，实际是在捕捉战机。

公元629年冬天，机会来了。唐境经过数年经济建设，已颇见成效，政局稳定，关中百姓“咸自归乡”。而东突厥内部分裂，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相互攻击，薛延陀、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部落脱离突厥与唐结盟。

“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于是，唐太宗派李靖、张公瑾、李勣、丘行恭、柴绍、卫孝节、薛万彻、李道宗率六路大军同时出击。东突厥抵挡不住，突利可汗降唐，颉利可汗在阴山战败被俘，唐军俘众十余万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

唐太宗将突厥降众安置在东自幽州（现在的北京西南丰台房山一带），西至灵州（现在的宁夏灵武）的广大地区，置顺、佑、化、长、北开、北宁、北抚、北安、丰等州，让突厥贵族继续统领原来部众，不过名义上仍是唐王朝的都督或刺史，这便是唐太宗首创羁縻州制度的开始。

由于称霸西北的东突厥被唐攻灭，且唐太宗采用了适应少数民族习俗的羁縻州制度，使得“四夷君长”一齐请唐太宗尊号“天可汗”。

唐太宗认为，这是一个控制西北各族的好办法，于是接受了这个尊号，从而成为古代中华各民族的共同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