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丞相与中原六国相位设置相比，看差异化背后的影响因素

秦“相位”设置前夕的借鉴

战国时期，置相是一个通用制度，但是出于各国政治发展和地理位置的不同，所设置的相位具体形态也有所差异。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者是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各国设置相位的时间差距。三晋地区（韩赵魏）因为是从卿族直接转换为国体，管理家务的主官上升到相位，显然就要比秦国、燕国等更早；因此还有相位的发展程度度不同，并不是说越早设置相位就越加成熟，而是要根据区域客观主观因素影响；比如说齐国因为受到宗室的影响比三晋地区更加强烈，在血缘政治上的浓度远远大于了三晋；

二是相职的区域特征的不同。如中原国家和秦、楚对比，秦国是后来崛起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掉固有的束缚，走向一种开拓式的官僚体系，为了建立适用于自己的相制，将传统的相制和流通的客卿制黏合在一起。

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要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重视其地域性，推广而言，我们重视其国别性。这在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

相对于三晋和齐国而言，秦国相位的设置，可以说得上是后起之秀。据史料记载，秦国设立相位，应该是秦孝公时期；《战国策·秦策》中说：“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当然在《史记》中也以此为借鉴，记载为秦孝公时期商鞅为相，这便是文献当中最早的秦相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孝公时期的相，仅仅类同于传统意义下的“相”（多为辅助、佐助君主官员），而非位于百官之上的“邦相”。同时在青铜铭文中所提到的商鞅官职，为大良造，擅秦国之政，可见此时的秦国还正式设立“相邦”一职。正式设立此官职要延续到秦惠文王时期，《史记·秦本纪》中记载：“三年，张仪相魏……七年，乐池相秦。”

从百官之首的“大良造”到“秦相”，秦国虽晚于六国设置相位，但也开始走向效仿三晋制度的道理。

如前文所述的，制度建立很大层面会受到地域特性影响，秦国初期相位职责很不明确，相职和其他官职在职能上比较模糊。

因为秦国出于西陲边缘地带，西周到春秋的宗法礼制对于这个呆着些许蛮荒气质的国体影响较小，因此一到战国，各国开列时，秦国就发展出一套符合自己政治的体系。如：客卿制、军功爵制，这两种制度大大地影响了后来秦相的设置和发展。客卿制和军功爵制对“秦相”设置的影响

（一）客卿制的影响

客卿制度盛行于战国时期，但是秦国昭王时期，客卿制在秦国内的表现得各位突出，这对秦国后来的相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主要表现在置相方式和为相人员身份两大方面；

第一、熟悉先秦历史的人都知道，“客卿制”是此时期典型走向仕途的渠道。很多有点能力的人依附在贵族家中，从客人到入仕，后来发展成为规范。秦国的客卿制是“以言论和谋略见用的选官方式”，因此后来秦国相职的设置途径则是：上客——客卿——相这种上升模式。很大层面是，起码先成为客，才是后期为相的基础条件。

第二、从身份上来看，战国时期为官者以及从布衣士人中不断崛起。秦国为相之人，很多都是异国人士。拿商鞅入秦，实行变法开始，后面便是一发不可收拾。据《秦客卿制度简论》记载，秦国之中有客卿九人入仕，其中五人为相。同时从秦武王二年设相开始设立左右丞相，到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始皇驾崩，百年之间，为丞相者高达二十余人。除了秦武王一期，拜皇亲樗里疾为左丞相外，其他的都是异国人。如范雎、池子华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田文是齐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

本身战国时期的客卿就是到处流窜，没有通行限制，哪里适合自己为臣就去往哪国，如“楚才晋用”，在秦国当中更是风行，正如后世之人评判的：

“七国虎争，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之相皆其宗族或本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韩有公仲、公叔，魏以太子为相，唯独秦国不然。”

（二）军功爵制的影响

自从商鞅入秦变法，以军功授爵为制，并且在国内大肆推行，从客卿拜相或者贵族为相的基础上，并非全凭嘴上功夫，靠游说和客卿身份就能成为秦相，还是要经过战争考验，获得军功之后才能进一步为相。

比如张仪、甘茂、范雎三人，入门下，成客卿，入仕参谋，后续立下军功，才得以拜相。而且为相后还要不断通过军功积累，来巩固自己的位置。这是严格施行《商君书》中的准则：

“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以战故。”

一来以客卿拜相规定是符合的，二来与之法定“有功军功者以率受上爵，无军功不得封爵”原则一致。

因此两者对秦相设置应该是相互促成的，客卿制是敲门砖，而军功爵制是技术认证，两者均有才能成为被统治阶层认可的相位人选，缺一不可。两者影响下的“秦相”特色

当然秦相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称谓与外界的不同，从史料中我们经常看到，秦国相位要么被称为“相邦”，要么是“丞相”，二者有何区别呢？主要是所划分的职责差异。

“相邦”一直显然是在商鞅变法时期从三晋地区流传效仿过来的，类同与宰辅制度，到了后期在相邦设置同时也设置左右丞相，其目的是契合本国的发展。战国时期，秦相有个独特功能，可以兼任几国的丞相，如张仪就持有多国相印一说，当本国的相邦不在之时，丞相可暂时充当相邦副职处理本国事务。

由此可见，秦国的相位设置非常开放，它从变法改革中以军功受爵，封这些四处游走的客卿为相，既通过学习，效仿了中原六国的一些政治制度，也随着战国局势的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

而官僚体系下的秦相制也跟客卿制，军功爵制有着同质的特色：流动性、开放性，合则来不和则去。

因此，这是秦相制对于春秋时期相制的变革，相同基础的制度在交流中也会相互借鉴而有所推广和传播。这些制度也是一种随时随地而适应的法则，不能以推行到五湖四海为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纵使六国与秦、楚有区别，但由于战国政治局势下，频繁交战与交流人才的任用，特殊性也逐渐融合，表现出一种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

回溯战国时期的相制虽分两种，相国制和丞相制，但是随着秦国后来一统天下，其附属政权的丞相制就沿袭了下来，而三晋地区的相国制则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