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告密之风盛行的原因与特点

曹操剧照

一、东汉末年曹氏政权告发之风盛行的示意

这一时期，告发之风盛行的示意之一就是“白”者的频仍显现。经由翻阅《三国志》等相关史料，我们能够发现魏国竖立前后史籍上多次显现过向曹操告发的“白”者。《后汉书·杨修传》“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章。太祖闻之盛怒，故遂收杀之。”按此处“章”应为曹操子、曹植弟曹彰，《续汉书》字体有误。此外，关于曹操时期告发行为盛行的记载还有几处：《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略》说许攸在官渡之战后，自认为功高，每轻蔑于曹操，后“人有白者，遂见收之”。同书同传注引《魏略》载娄圭在与曹氏父子配合出游的过程中，因说“此家父子（曹氏父子），现在日为乐也”，致使“人有白者，太祖认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据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文中“此家”胡三省注曰“犹言此人也”，按娄圭仅因未用曹操尊号称之而获罪。

《三国志·崔琰传》中，崔琰因为谈论同僚杨训所上的贺表而被问罪。其实崔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但“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遂赐琰死”。同书同卷《毛玠传》还载“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太祖盛怒，收玠付狱”，还好“时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三国志·和洽传》载此事时，曹操说：“今言事者白玠不只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弗成忍也。”按此处“言事者”即为告发者，告发者为谁不得而知，但从曹操的语气中可见其对告发运动的支撑和对被密告者之憎恨。

荀彧剧照

东汉末年，曹氏政权中还有固然没有显现“白”这一字眼，但又明确能够断定属于告发者所为的事件。这些也能够作为告发之风盛行的一个示意，曹操主要谋臣荀彧的遭遇便是一例。《三国志·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董承因阴谋诛杀曹操被处死之后，献帝皇后伏氏在给她父亲伏完的书信中，说献帝因曹操杀董承而不满。伏完让荀彧看此书信，“彧恶之”。伏完又让其亲属樊普看此书信。后来曹操知晓此事，但他暗隐不发。荀彧“恶之”，是他分歧意曹操杀董承的做法。但为求自保，他又不得不向曹操屈就。故荀彧“后恐事觉，欲自发之”，并荀彧亲自到邺城建议曹操废伏皇后而立曹操女儿为后，以表其忠心。

由这一段不原谅面的对话可知，曹操对荀彧看到伏皇后书信后的立场早就知晓。至于曹操若何知晓，很或者是有告发者在运动，而伏完妻弟樊普很或者就担当这一脚色。又凭据荀彧“后恐事觉”可知，他本人对曹操政权中显现的这一告发之风，很或者是早就有所察觉的。总而言之，不管是告发者的自动密告，照样曹操本身有意为之，这一时期曹氏政权中的告发之风十分盛行，以至于连荀彧如许的主要谋臣，曹操也不曾放过。为何曹氏政权中告发之风会如斯盛行？为何曹氏政权中的浩瀚士人都邑受此连累？这些疑问生怕只能从其时的社会大配景和曹操本人两个方面来懂得。

崔琰剧照

二、东汉末年告发之风的配景原因

东汉末年，董卓专政，各路诸侯以诛董卓的名义，纷纷立割据政权于关东区域。曹丕《典论》自序中说其时各类割据势力“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足以解说其时关东区域割据势力之多，社会动荡之剧。在这一配景下，汉室群龙无首，常识分子仕途受阻，且其人身平安受到极大威胁。而各类割据势力都欲称王称霸，又为这些常识分子入仕和保身打开了轻易之门。于是其时就显现了“士医生莫不择所从，认为全身远害之计”的遍及现象。从后来曹操集体用人以颍川、汝南世族为主、孙权集体用人以淮泗和江东世族为主、刘备集体用人以荆州和巴蜀为主，能够看出，是时人才举止规模的伟大。

但这一时期，封建割据势力在络续的匹敌、兼并的过程中，老是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势，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才的进一步举止转变。为了确保身家人命和施展才调，有识之士总会在旧主势衰之际，投靠新主以保平安和地位。按官渡之战之前，曹弱袁强之势显着，许下（许昌）及军中文武大臣与袁绍黑暗互通，以身家人命为计而游离于两强之间，不克说不是这一时代配景下，好多有识之士的配合心理。对于割据者来说，士人出谋献策之能力对政府极为主要。故曹操固然“性忌”，但为了安抚曹氏内部之力量，他也只能把从袁绍处得来的文书“皆焚之”。但曹操用人一贯以权术知名，故清人赵翼在对照三国之主用人异同时说“曹操以权术相驭”。

“权术”一词语出自《尹文子·大道下》：“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克敌。”可见“权术”一词最早用于军事，之后宋人叶适又有“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一语。可知跟着时代的成长，“权术”一词已普遍应用于“圣王”治国的各个方面。东汉末年，常识分子的投契心理已经违反了“至诚”之意，故曹操以权术来驾御群臣也更问心无愧。所以这一时期告发行为的显现，且在曹操的默许和纵容之下愈演愈烈，恰是在君臣之间不克“至诚”的社会大配景下发生的。当然关于曹操时期告发之风盛行，除了双方都违反了“至诚”原则这一大配景之外，还与曹操本人的性格及其家眷配景亲切相关。曹操性格本就多疑，关于此点，史料记载极多：《三国志·刘表传》：“太祖心忌不疑（周不疑），欲除之”；由此也可看出，固然曹操老是公开倡导“唯才是举”，但只要这些人才错误其意，势必会受到袭击。

此外曹操为阉宦曹腾之后，固然经由起劲，他很大水平上解脱了其时社会对本身的见解，但与“四世三公”的杨彪、“四世五公”的袁氏等儒门第族比拟，其儒学教养和家眷地位天然被视为低下。此外，就连其时曹操政敌的谋臣，也多以曹操身份的作对而辱他。如陈琳为袁绍所作伐罪曹操的檄文中就提到“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儒学教养和家眷地位之低与曹操政治地位之高所形成的反差，必然会使曹操在面临以这些工资代表的常识分子时，在身份上处于作对的境地。所以在政治上增强对东汉以来的世家富家及名流名臣的掌握，对维护曹操权势来说，就变的极为主要。

许攸剧照

三、东汉末年告发之风的特点

首先能够确定的是，东汉末年告发之风的盛行并没有历久存在于曹魏政权之中，它具有显着的阶段性。关于曹操时期“白”者的告发行为，《三国志》记载最早的时间就是建安五年，《后汉书》记载在这一年董承因谋害诛杀曹操而被杀。此外《晋书》记载曹操对司马懿的“密而刺之”也发生于此年。之后，许攸因“从行出邺东门，顾谓摆布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收支此门也’”而被密告，死之。按《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平定邺城时间为建安九年，许攸既然能从邺城东门收支，可见他应活该于邺城归曹操后的建安九年。此外，娄圭被杀于曹操平定河北之后；荀彧又死于建安十七年。可知娄圭的死应在建安九年至建安十七年之间。建安十八年曹操称“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又称“魏王”。这一年崔琰被杀，毛玠被黜。又凭据《三国志·曹植传》“二十二年……植常搭车行驶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盛怒……”可知杨修应死于建安二十二年。

此后，《三国志》再也没有显现有关“白”的告发行为的记载。由此能够揣摩，曹操时期告发之风存在的时间应该首要在曹操“挟皇帝以令诸侯”的建安元年到建安二十一年之间。这一时期是曹操从群雄争霸，到慢慢竖立政权的要害时期。而建安二十二年的杨修事件，只能说是告发之风的回光返照。建安二十一年之后，尤其是曹魏政权竖立之后，曹魏显现有专门负责“刺举”一事的校事轨制。它能够代表皇帝公开进行特务运动，故告发者的行为就很天然的为校事轨制所庖代。

杨修剧照

此外，建安十八年之前，曹操在名义上是东汉当局的丞相，还未被封魏王或魏公。这就意味着曹氏政权并没有公开确立，故曹操对告发行为的处理照样很低调的。如曹操早期对司马懿是“密刺之”，没有立场；对荀彧也是“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对许攸、娄圭也只是“遂见收之”“遂收治之”。然则建安十八年之后，曹操对被密告者的责罚和措置却显得越来越公开，如曹操对崔琰“太祖怒……遂赐琰死”；对毛玠“太祖盛怒，收玠付狱”，而且朝臣也被卷入为毛玠说情；对杨修曹操更是“闻之盛怒，故遂收杀之”，毫不原谅。又从上面所引《三国志·和洽传》中曹操直言不克再忍耐雷同于崔、毛如许的行为，亦可知曹操对告发一事势度转变之大。

曹操不再容忍被密告者，归根究竟是因为建安十八年之后，告发之风所密告的对象又起头扩大。上面说过，建安十八年以前告发者告发行为的对象总体上来讲是儒门第族及其时名流。但建安十八年之后，东汉以来的世家富家在持续被袭击的同时，为曹氏政权的竖立出力甚多的功臣也起头被密告。世家富家被袭击的现象首要代表是杨修。杨修身世弘农杨氏，其祖先杨喜在汉高祖时就封赤泉候。杨修父为汉司空杨彪，杨彪曾祖乃东汉建国功臣太尉杨震，史载“杨氏载徳，仍世柱国”。但汉末杨彪就几乎被曹操践踏，而杨修则因“白”者告发而最终被杀。曹氏政权竖立的功臣中，崔琰“好击剑，尚武事”，毛玠亦“少为县吏”，可见两人身世并不高。两人在曹氏政权中“并典选举”，把握着曹魏政权的选士大权，是跟着曹操一路走来的功臣。

但曹操仅仅因为一句蜚语就毫不原谅的或废黜或践踏二人，解说跟着汉末儒家富家及名流的影响的逐渐淡化，曹操已经起头公开把“刺举”行为深入到统治阶级内部。当然，这一现象的显现是曹魏政权不乱之后，经由袭击权臣，来提高皇权权势的究竟。东汉末年曹氏政权中告发之风的盛行，与其时社会的动乱、有识之士和割据势力之间不克“至诚”有很大关系。在这一社会大配景下，再加上曹操本就“性忌”以及其家眷身世之低下，导致了在曹操默许和纵容下的告发之风，在北方显得稀奇盛行和凸起。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后，尤其是曹丕称帝之后，告发之风因校事轨制的实施而逐渐消散。

参考文献：《三国志》、《华阳国志》、《三国志集解》、《后汉书》